陈师锡，字伯修，是建州建阳人。神宗熙宁年间，在太学求学，以才智出众着称。神宗知道他才华出众。等到廷试时，他起初列名只在甲榜和乙榜之间，神宗偶然读到他的应试之作，再三阅读而屡加赞叹，回头对侍臣说：“这一定是陈师锡所写的。”打开密封一看，果真是这样，就把他的名次提拔跃升到第三名。
他调任昭庆军的掌书记一职，郡中太守苏轼很器重他。倚重他来处理政务。后来苏轼获罪，被捕后送到监狱，亲朋好友大都害怕躲避不敢见他．唯独陈师锡挺身而出为他饯行，又安顿好了他的家眷。
通判陈师锡，元佑初年，正是因为苏轼的推荐，陈师锡升调工部员外部，并负责管理京城开封附近的县镇。
当时京郊将官过于残酷严厉，得不到士兵的拥护，正好又是军中大检阅的时候，士兵们喧哗鼓噪，不服从调配，将吏也不知如何应对。陈师锡飞马来到军中，查出领头闹事者将他绳之于法，军中检阅照常进行，又罢免了那虐待士兵的将领，京畿人士无不叹服。而枢密院仍以事先未向上报告为理由治了陈师锡的罪，将他外放至大名府通判。
通判是“通判州事”或“知事通判”的省称。宋初，为了加强对地方官的监察和控制，防止知州职权过重，专擅作大，太祖创设“通判”一职。通判由皇帝直接委派，辅佐州政，可视为知州副职，但有直接向皇帝报告的权力。知州向下属发布的命令必须要通判一起署名方能生效，通判之名，也因上下公文均与知州联署之故。通判的差选，初由朝廷选京官任职，后改由转运使、制置使及提举司等监司奏辟。通判之掌除监州外，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皆可裁决，但须与知州通签文书施行。通判是兼行政与监察于一身的中央官吏。
但直隶州通判级别多数为从五品和正六品，散州通判级别为从七品和正八品。
不管怎样，陈师锡从东京开封府直隶知县放任北京大名府通判，名为因罪，品衔反而升了一级。而且在北京为官，勉强也算得上是“京官”，怎么看都不像是贬谪。
只是，他这通判一职可不好当，知府梁大人乃是朔党大佬，陈师锡虽非蜀人，但与苏轼相交莫逆，且此番运作本是苏轼从中斡旋，身上自是贴上了蜀党标签。一府主、佐官，分属两个水火不容的派系，是彼此掣肘还是相互攻讦，简直是架在火上烤哪。梁焘可是要入中枢之人，岂是陈师锡的咖位能相提并论的？
与陈师锡平辈相称，王棣倒是没什么压力，毕竟他的心理年龄可是要比对方大的。一番交谈后，算是查漏补缺，对元城县又多了几分了解。有这么一层关系在，任上政务该容易些吧。
至于知府大人，并无刁难的意思，却也说不上亲近，泛泛的交待了公事，又勉励一二，便将王棣打发了。
这才是上下级之间的正常关系嘛，王棣如是想。
上任仪式过后，他始终觉得心里搁了些什么，仔细想想源头是落在秦敏学身上，便请这位佐贰官到书房喝喝茶聊上几句。
秦桧呀……王棣暗暗摇头，总不可能对一个牙牙学语的婴儿下手吧。对了，两大抗金民族英雄，宗某人已成了自己夹袋里的人，岳某人还不知在哪犄角旮旯呢。嗯，还没出生哩。
秦敏学才三十出头，鬓角却开始染白，标准的国字脸上略显苍白憔悴，在王棣这个主官面前不卑不亢，言语不算太多，更不主动深谈本县事务。
王棣不以为意，在上官面前一味曲意逢迎、毫无主见、泯灭个性的官员不可能会是能管干吏。
一番交谈过后，他倒觉得秦敏学是有真才实学的，诸如本县户口、税赋等数据张口就来，县里优劣势也是成竹在胸，只是具体到如何治理事务时便有些敷衍了事，旁顾左右而言他。
挡了晋升进步之路，也难怪人家会有抵触之心嘛，王棣收起早前的成见，父未必能教子，子未必能肖父，不能因噎废食。领导艺术在于领导下属，知道如何放权，而非事必躬亲，否则还真会呕心沥血、死而后已。
空泛的言语过后，他又详细问了潘店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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