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西夏李氏立国，就与大宋兵刀不歇，小摩小擦年年不断，期间还曾爆发过几次大战争。
仁宗景佑五年，大宋的藩属党项政权首领李元昊脱宋自立，自称皇帝，去宋封号，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建国号“大夏”。仁宝元二年，西夏景宗李元昊写信通知宋政府，希望他们承认这一事实。可是宋朝大多数官员主张立刻出兵讨伐西夏，兴师问罪。于是仁宗于当年六月下诏削去元昊官爵，并悬赏捉拿。从此，长达三年之久的第一次宋夏战争全面爆发。
尴尬的是，这期间的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等三次大规模战役，都以宋军失败而告终。
宋在屡败之余扬言要重整决战，但实际上想与西夏握手言和。西夏虽屡胜但均系惨胜。双方几番试探过后一拍即合，庆历四年，仁宗同意了元昊所提出的要求，于是宋夏正式达成和议，即“庆历和议”。归根结底四个字：花钱消灾。
神宗朝时，先有熙河之战，再有元丰五路伐夏，后有永乐城之战，宋军战果平平，甚至仍处于下风。
元佑以来，旧党回朝，摒弃了新党的开边政策，但对于如何巩固边防还是大费思量。司马光主张尽数退回熙丰时所占的城、寨、州、军，但得不到旧党内部的一致认同。问题的关键在于没有人敢保证西夏得回城寨之后能保持和平，反而忧虑一旦示弱，对方会变本加厉，又来犯边。结果，朝廷采用了折衷路线，保留兰州作熙河帅府，只退还几个城寨，看看西夏的态度，结果显示，西夏求和的意愿不甚明显。事实上，西夏后族梁氏执政期间，政争激烈，透过军事胜利来巩固权力的企图，并不因宋的锾和政策而降温。于是，如何设定边防战略又再度成为开封朝廷的重要课题。
关于宋、西之争，王棣与许贯忠曾深度探讨剖析过。
许贯忠说：“自今年二月获除环庆路战区主帅以来，章楶先后上奏讨论边防战略。针对前年十二月降下的御前劄子，章楶对‘坚壁清野’的指示作出了理论上和现实上的回应，反对生搬硬套。他认为‘坚壁清野’是自古御戎之策，但不可只循一轨，使贼知我无通变之路，反为贼所制伏。并批评片面强调‘坚壁清野’，而不讨论如何打击敌军的被动防御，指出当时所谓‘坚壁清野’战略只可施于前沿堡寨，纵深二三百里内已是居民甚密，频繁的清野会影响经济活动和人民生活。他批评各处将兵都束在城寨，自陷于被动，并举出元丰年间镇戎军之役为例，当时十一将兵尽在城内，蕃众掳掠三百里以上，如行无人之境。到敌军退却时，一夕而遁，根本无从追袭。他又指出沿边城寨城门的阔度只可并行人马，设若一万人的守军要出城集队，也要花一个上午，怎可能及时追击？”
王棣听的津津有味，饶有兴致的问：“那该如何以对？”
对这段历史他印象较深，知晓战事走向，但有心考校许大隐士，听他分析的头头是道，便再追问。
许贯忠揉了揉脑门：“令仪以为如何？”
对王棣，许贯忠亦是颇为看好，有意留在其身边作为幕僚，但总得探探底。
“大抵战兵在外，守军乃敢坚壁。”王棣淡淡一笑，胸有成竹的说道：“环庆路城寨共三十多处，若西夏动员二十万精兵，尽围各城寨，每处便不及一万，无足深患；若不尽围，便无法阻止我军互相策应，进行机动战。某以为，一旦探知西夏入侵，帅府应即下令各将兵马出城，亦不使便当贼锋，令逐将与使臣、蕃官分领人马，择利驻劄，高险远望，即不聚一处。贼马追逐，又令引避。如此，敌军有后顾之忧，便不能从事持续的攻坚或抄掠。西夏若敢长躯深入，则我军可扼其退路伏击……”
他手指有节奏地叩击着桌子：“若是某指挥全盘，会主张机动战中打击敌人。贼进一舍，我退一舍，彼必谓我怯，为自卫计，不复备吾边垒。乃衔枚由间道绕出其后，或伏山谷，伺间以击其归……”
说到此处，他望着许贯忠：“存孝兄以为吾这番纸上谈兵如何？可否收到微效？”
事实上，他说的这些正是日后章楶指挥洪德城战役对弹性防御所作出鲜明精辟的演绎。
如果纯以斩级的数量来计算，洪德城战役并不算是宋军很大的胜利，将伤亡和斩级扣除之后，所获更是有限。可是，这场不大的战术胜利，背后代表着不容低估的战略意义。环庆路经略司经过慎重的研究，挫败了西夏倾国而来、以压倒性优势打击宋军一路的战略。乃是宋军争回战略主动的一个里程碑，达成了庆历以来筑城横山、建立巩固前治的战略构想。
许贯忠先是低头沉吟，接着慢慢抬起头来，望着王棣，道：“若依王大人战略布署，则我宋军可立不败之地。以逸待劳，示敌以弱，继而声东击西，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环环相扣，深谙兵法之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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