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省去了原本计划分配给 Cowi Consult工程咨询公司的服务费用后，经过财务重新测算，这笔丹麦捐款最终可用于采购近13台风电机组、一台国外重型吊车，以及为中方人员提供系统性的技术培训。
然而，当项目方案呈报审阅时，马文斌提出了不同意见。他建议取消对进口吊车的采购计划，将预算腾挪出来，用于重建变电站、更新继电器等更为重要的基础设施。
“我们现有的吊车，已经基本具备吊装塔筒的能力。”马文斌在会议上坚定地说，“我实在不认为，再花大价钱从法国买一台吊车，会比用国产设备更顺手。再说了，就算真有装不了的，我们还有那个土方子呢。”
这番话一出，与会的大多数达坂城工程人员都点头赞同。大家一致认为，若再专门采购这样一台吊车，实在有些画蛇添足，反倒不如把钱花在刀刃上。
马文斌口中的“土方子”，是他们在搭建那台100千瓦试验风电机时，他们自作主张，使用绞盘配合绞架，再加三台小型吊车进行吊装的“土方案”。
麦麦提对当时的场面至今记忆犹新。虽称不上惊心动魄，却也让人不由得为那根根钢缆捏了一把汗。
“你总不能每回嘛，都使用这种吊装方法吧？受力分析，绞盘控制，吊装过程的风险把控，这些难道都要我们人脑来计算？”麦麦提皱眉反驳，“马总工诶，磨刀不误砍柴工的嘛！你想省下这台吊车的钱，可省下的，又能买几台设备？但要是没有它诶！浪费嘛，却是更多的人力和风险。”
麦麦提说得铿锵有力，他自认自己没有王曦权那样的大心脏——万一要是某个环节出了差错。
报废一台机组倒是小事，真因为此而出现了伤亡事件，他和马文斌恐怕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这绝非危言耸听。
在他后世所经历的那个风电野蛮生长的年代。
甘肃、河北等地都曾爆发过数百起大规模“风车宕机”脱网事故；更有甚者，一些项目在吊装调试时发生触电起火、吊车倾覆等重大安全事故，造成严重伤亡。
最骇人听闻的一次，是某地风机在吊装过程中失控倾塌，当场造成八名工人死亡，连一位前来主持剪彩的区委副书记被风叶砸中，当场殒命！
这哪里是省钱的小算盘？分明就是在刀尖上跳舞！
麦麦提一番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劝说，总算让众人转变了思路，最终拍板：购置一台法国产75吨级吊车，确保每一台塔架与风机吊装时的安全和效率。
对于大家这种“能省就省”的观念，麦麦提并不苛责。毕竟在当今时代，“安全生产”的理念尚未真正建立。
尽管他曾尝试引入“工程监理”制度来填补这一空白，可成效微弱，更多时候还被误解为“浪费编制”。
最终确定的项目方案如下：采购8台来自维斯塔斯公司的150千瓦变桨距失速型风电机组，以及5台Bonus公司的150千瓦定桨距失速型风电机组。
13台机组，总装机容量达2050千瓦——一旦全部并网发电，将成为中国乃至整个亚洲装机规模最大的风电场。
机型敲定是紧随项目预案而敲定，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
正式的招标会上，面对莱娜带着她那支全新组建的销售团队，高调推介他们的这款风机型号时。她刻意隐去这其实是公司早期试产、后被滞销的库存拼装货，只强调其“成熟可靠”“适配广泛”。
早就知道对方底细的麦麦提们自然识破了这些话术，在他们看来，莱娜的话，顶多只能相信一半！
但就算如此，中方其实并没有太多挑选的自由。
若是选择小公司的新型机组，固然可能技术更先进，但这些机型是否能适应新疆复杂的风况、是否能顺利并网、是否经得住风沙与冻土的双重考验，都是未知数。
在先进与风险之间，他只能折中。
于是，在招标期间，某个私下场合，他苦着脸找到了莱娜，半调侃半恳求地说：
“莱娜女士，这次虽然是我们的首次合作，但大家都是老熟人，您就不能看在这层关系上，把你们公司最先进的机型拿出来卖给我们？”
他当然知道，维斯塔斯那几台压箱底的风电机组——V27-225kW、V29-225kW——采用主动变桨控制与定速并网技术，性能稳定，技术领先，是未来十年内的风电主流。
然而这种先进技术也意味着，它们的价格，自然水涨船高。
莱娜听罢，轻轻抿嘴一笑，语气却近乎决绝：“麦麦提先生，您若是真想买我们公司的高端风机，那当然没问题——不过，在预算这方面，就不一定会像您希望的那么‘美丽’了。”
这一句温柔而冷淡的拒绝，倒也将“资本主义不是来做善事”这句话，诠释得淋漓尽致。
本想左右逢源的麦麦提，一度还打算再来一招“一鱼两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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