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5月的京城总统府，燥热的风卷着槐花掠过总统府朱漆大门。
总统府仁居堂书房内袁世凯将金丝小圆眼镜摘下又戴上，指腹反复摩挲着《约法》中“责任内阁制”的条款，阳光在他眼角刻下深深的阴影。
案头的密电码本已被翻得卷边，奉天、南京、武昌的急报雪片般飞来，每一封都在提醒着袁世凯——共和的表象下，各方势力正暗流涌动。
“大总统，参议院又驳回了军事拨款。”幕僚总统府秘书总长梁士诒垂首立在屏风前，声音压得极低。
袁世凯突然抓起镇纸狠狠砸向书案，震得砚台里的墨汁飞溅：“这帮书生！没有枪杆子，谈什么共和？”
袁世凯猛地起身，军靴踩踏着青砖地板发出响亮的踢踏声，走到挂着的《民国全舆图》前，眼光划过紫禁城的位置——那里如今不再是龙椅盘踞的禁宫，却仍是权力漩涡的中心。
如今的总统府坐落在紫禁城新华门旁，中南海内，乃是前清的摄政王府。
袁世凯想起南方临时政府移交时，南方坚持要保留责任内阁制，分明是想架空总统权力。
“哼，南方这群人想困住我？”袁世凯冷笑一声，转身从保险柜取出密函，那是与北洋诸将的往来信件，“段祺瑞、冯国璋，该是时候让他们表表忠心了。”
泛黄的信纸上，“军权归一”四个字被朱砂圈了又圈，晕染成一片刺目的红。
走到办公书桌前，袁世凯目光如鹰，嘴角却噙着意味深长的笑意——《约法》也好，参议院也罢，他早已在暗中布局，准备将军政大权尽数攥入掌心。
毕竟，在这个新旧交替的乱世，唯有绝对的权力，才能铸就真正的“共和”。
此时的秘书厅，秘书长阮忠枢将拜帖小心揣入怀中，整了整领口的铜扣，推开雕花乌木门。
秘书长阮忠枢迈步穿过三道垂花门，穿着玄色西装跨过鎏金门槛。
总统办公室仁居堂外的两名卫兵见他走近，齐刷刷抬手行军礼，黄铜袖扣撞出清脆声响。
廊下穿堂风卷起檐角铜铃叮咚作响，持枪守卫身姿如松，枪托与青石地面垂直成线。
两人目光交汇的刹那，士兵微微颔首，从喉间挤出低沉的“无事”二字，刺刀尖在阳光中划过冷冽的弧光。
副秘书长阮忠枢推门而入时。书案后的袁世凯头也未抬，狼毫笔锋在宣纸上疾走，朱批的“急”字拖出凌厉的飞白。
而秘书总长梁士诒，正拿着文书档案在客厅闲坐翻阅。
秘书长阮忠枢屏气绕过屏风，掀开竹帘进入内室。
袁世凯坐在宽大的紫檀木办公书桌后，手中的狼毫笔悬在半空中，凝着墨的笔尖似要滴下，他眉头微蹙，目光正落在面前摊开的文件上。
书案上摊着《约法》修订稿，书案一侧镇纸下压着东北局势密报。
听到脚步声，他缓缓抬起头，见秘书长阮忠枢踏入房间，便沉声问道：“有什么事儿？”声音低沉而有力，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袁世凯摘下玳瑁眼镜，布满血丝的眼睛扫过秘书长阮忠枢紧绷的神情，忽然将笔掷入铜笔洗。
“说吧，哪个不长眼的敢在这时候来扰？”水花溅在案头的《顺天时报》上，将“共和新生”四字晕染得模糊不清。
副秘书长阮忠枢见袁世凯因南方党派制约而恼怒。
袁世凯微微后仰，靠在雕花的椅背上，目光如炬地盯着秘书长阮忠枢，眼神中透着一丝不耐烦与警觉。
屋内弥漫着淡淡的墨香和雪茄的余味，檀木落地钟有节奏地发出滴答声，在这寂静的氛围中显得格外清晰。
袁世凯的手指轻轻敲打着扶手，似在催促秘书长阮忠枢赶紧回话，那指节上因为常年握笔和发号施令而略显粗糙，青筋微微凸起。
“大总统……”秘书长阮忠枢微微颔首，身子前倾，恭敬地开口，刚说出三个字，便被袁世凯那锐利的目光打断。
他不由得咽了口唾沫，心里暗自紧张，斟酌着字句，准备将事情如实禀报。
秘书长阮忠枢喉结剧烈滚动，将攥得发潮的拜帖平举过肩，烫金边角在台灯下折射出细碎冷光：“回大总统，醇亲王载沣遣人递来拜帖，此刻正在府外候见。”
话音未落，袁世凯手中狼毫“啪”地拍在镇纸上，墨汁溅在《约法》修订案的“总统权限”条款上，晕开一团乌云似的痕迹。
“这皇帝退位还不到三个月，他倒舍得走出醇王府来见见我这老朋友。”
袁世凯摘下金丝小圆眼镜，用袖口反复擦拭镜片，镜片后的目光却始终钉在秘书长脸上。
“说没说所为何事？”木椅随着袁世凯前倾的动作发出吱呀轻响，案头密电码本里夹着的奉天军报被带起一角，露出“张作霖部异动”的潦草批注。
秘书长后退半步避开飞溅的墨点，玄色西装的后襟已被冷汗浸湿：“回禀大总统，来人只称是求见……”。
袁世凯拿过拜帖对着阳光举起，烫金“载沣”二字在他掌心投下扭曲的阴影，像极了紫禁城城墙上斑驳的龙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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