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提树下共焚香，汉梵碑文映日光。一脉法缘连万里，唐竺灯火照千江。”初夏的菩提伽耶，千年菩提树枝繁叶茂，树影婆娑间，数百名工匠正围着金刚座忙碌——大唐派遣的匠人正将琉璃瓦铺在新修的佛殿飞檐上，天竺石匠则在殿壁雕刻着佛陀成道的浮雕，两种不同的工艺在阳光下交相辉映，竟有种浑然天成的和谐。这便是李承乾与那陵提婆王约定的“共护圣地”工程，以菩提伽耶为纽带，将两国的宗教认同与政治联盟系得更紧。
年初，那陵提婆王在给李承乾的奏折中写道：“菩提伽耶为佛陀成道之地，乃天下佛子心中圣地，然历经战乱，殿宇倾颓，小王愿与大唐共修此圣地，立碑为证，永传法脉。”李承乾阅后当即批复：“朕与都督虽隔万里，然护持佛法之心相通。今遣将作监工匠百人，携琉璃、云锦相助，愿圣地重光，法脉永续。”
此番带队赴天竺的，是将作监少匠宇文恺——他曾参与过大慈恩寺的修建，对唐式佛殿营造极有心得。当他带着工匠们抵达菩提伽耶时，那陵提婆王已命人清理出废墟，备好石料。两人在菩提树下会面时，宇文恺展开图纸：“都督请看，我方拟在金刚座北侧增建‘唐式藏经阁’，采用歇山顶，覆琉璃瓦，内置大唐送来的《大藏经》；南侧则按天竺样式修‘转经回廊’，让香客可顺时针绕殿祈福，两全其美。”
那陵提婆王看着图纸上唐式的斗拱与天竺的浮雕和谐共存，抚掌笑道：“宇文少匠所言极是！我已命人在金刚座旁预留空地，待殿宇修成，便立‘唐竺共护碑’，刻汉梵双语铭文，让后世知此圣地乃两国共护。”
开工后，工地上每日都能见到奇妙的景象：大唐工匠教天竺石匠打磨琉璃，让佛殿的窗棂透进七彩光；天竺匠人则教唐人雕刻莲花纹，让唐式佛龛多了几分异域庄严。有次修浮雕时，天竺石匠想刻“佛陀降魔”的场景，宇文恺提议：“可在魔军的衣纹里加些唐式云纹，象征‘魔由心生，而佛性遍天下’，岂不更妙？”石匠们听后连连称是，最终刻出的浮雕里，魔军的铠甲缀着唐式宝相花，佛陀的袈裟却带着天竺的细密褶皱，成了两国工艺交融的典范。
三个月后，藏经阁率先落成。当大唐工匠将最后一块“佛光普照”的匾额挂上阁门时，那陵提婆王亲自率僧侣们前来礼佛。阁内供奉的《大藏经》共五千卷，皆用唐纸抄写，封面裱着云锦，其中《金刚经》的扉页还绘着玄奘取经的故事——这是李承乾特意命人绘制的，意在让天竺信众铭记“唐竺法缘由来已久”。
“此阁所用琉璃，采自长安附近的耀州，”宇文恺指着窗棂，“日光透过时，会在地面映出‘卍’字纹，与天竺的吉祥寓意相合。”那陵提婆王望着地面流转的光斑，双手合十：“大唐皇帝陛下用心至此，真乃佛子之心。小王定当派僧侣日夜守护，不让经卷沾半点尘埃。”
与此同时，“唐竺共护碑”也已刻成。碑高丈余，碑首刻着双龙戏珠（唐式）与莲花宝相（天竺式），碑身左侧刻汉文：“大唐贞观某年，与天竺州共修菩提伽耶，护持圣迹，法脉同源，永结盟好。”右侧刻梵文，意思完全相同。李承乾还特意命人将自己的御笔“万法归一”四字刻在碑额，笔力雄浑，与那陵提婆王题写的“梵唐共辉”相映成趣。
立碑当日，菩提伽耶举行了盛大的法会。大唐来的高僧与天竺的论师共登法座，用汉梵双语宣讲《楞严经》。当讲到“一切众生皆可成佛”时，两国僧侣同声唱和，声浪越过菩提树梢，惊起一群白鹭，绕着新修的佛殿盘旋三圈，仿佛在见证这跨越万里的法缘。
消息传回长安，李承乾下旨：“自今往后，大慈恩寺每年选派三名高僧赴菩提伽耶，主持法会，传授汉地佛法；天竺州也可选派僧侣入唐，在大慈恩寺研习，互学互鉴。”旨意下达后，大慈恩寺的玄奘法师（虚构延续）主动请缨，愿率首批使团前往，他说：“老衲当年西行取经，得天竺僧众相助，如今正好回报这份法缘。”
而在曲女城，那陵提婆王承诺的“大唐护国寺”也在如火如荼地修建。此寺完全仿照长安的大慈恩寺格局，却在细节处融入天竺特色：唐式的大雄宝殿外，围了一圈天竺式的转经筒；寺门的石狮踩着莲花座，而不是唐狮常见的绣球；最特别的是，主殿供奉的佛陀像，面容是天竺的庄严相，衣纹却是吴道子笔下的“吴带当风”，远看如唐佛临天竺，近看又似梵佛入长安。
寺中最珍贵的宝物，是玄奘的顶骨舍利——这是李承乾特意从长安大慈恩寺分出的一份，用金棺银椁盛放。当舍利被迎入寺中时，曲女城的百姓倾城而出，沿途焚香跪拜，不少老人哭着说：“玄奘大师当年曾在此讲法，如今他的舍利归来，是要保佑唐竺永远和好啊！”
那陵提婆王还按约定，请大唐高僧担任护国寺住持。首任住持是来自长安荐福寺的慧能法师，他精通梵文，又懂天竺医理，到任后不仅讲经说法，还在寺中设“施药院”，用唐竺合璧的药方为百姓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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