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坛西拓到恒河，汉梵同书智慧多。共沐儒风兼佛雨，莘莘学子乐弦歌。”曲女城的春日，一片新落成的建筑群在恒河畔拔地而起——朱红的门楣上悬着“曲女州学”的匾额，由李承乾亲笔题写，笔力雄浑；院内的孔子像与佛陀像东西并立，像前的香炉里青烟袅袅，竟是儒佛合祀的景象。这便是在李承乾诏令下，天竺州仿照长安国子监设立的官办学校，也是大唐“以文教化远邦”国策的鲜活注脚。
州学开学那日，那陵提婆王亲自率领文武百官前来观礼。他身着唐式朝服，在孔子像前行三跪九叩之礼，又转身向佛陀像合十致敬，对围观的百姓高声道：“昔日佛陀说‘众生平等’，孔子言‘有教无类’，其理相通。今日这州学，便是要让天竺的子弟既学大唐的典章，又守佛陀的教诲，做贯通唐梵的栋梁！”
曲女州学的课程设置，处处透着“兼容并蓄”的智慧。上午教授《论语》《孝经》与唐律，用汉文讲解，梵文注解；下午传授算学、医理与佛教经典，以梵文阐释，汉文对照。课本都是特制的“双语册”——左侧印着汉文，右侧刻着梵文，如《论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旁，写着梵文“??? ? ?????? ???, ??? ??????? ? ?????”，让学子们在对照中领悟两种文明的共通之处。
李承乾从长安国子监选派了五名资深儒师赴州学授课，为首的是曾任太子洗马的张文远，精通《五经》，又略通梵文。他第一堂课讲《论语·学而》，开篇便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学’字，不分汉梵，不分唐竺，只要肯学，便有收获。就像恒河的水与渭水的波，虽源不同，终归大海。”台下的天竺学子听得入神，手中的笔在双语册上飞快批注，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竟比恒河的涛声还要密集。
那陵提婆王对州学的重视远超预期。他不仅下旨“贵族子弟年满七岁者，必须入州学就读，违者削其封邑”，更以身作则，每逢初一、十五便来州学听课。有次张文远讲解《唐律疏议》中的“十恶”罪名，说到“谋反”“不孝”时，那陵提婆王特意让译员用梵文重复三遍，对身旁的官员说：“大唐律法与天竺教法虽文字不同，却都讲‘忠君’‘孝亲’，可见天下道理本就相通。你们都要学，学懂了才能管好百姓。”
州学的教学方法也融合了唐梵特色。学子们晨起要像唐人那样“洒扫应对”，诵读《三字经》；暮时则如天竺僧侣般“静坐观心”，默念《心经》。张文远还将大唐的“乡饮酒礼”与天竺的“论道会”结合，每月举行一次“唐梵辩经”——学子们或用汉文论述儒家义理，或用梵文阐释佛典精义，胜者可获“博学郎”称号，奖品是长安产的笔墨纸砚。
最让天竺学子振奋的，是州学的考试制度完全效仿大唐科举。每年春秋两季举行“州试”，分“经义”“策论”“算学”三科，考卷用汉梵双语书写，阅卷官由唐儒与天竺论师共同担任。优者不仅能获得州衙的俸禄，更有机会被选送长安，参加尚书省的科举考试。那陵提婆王特意在诏书中写道：“凡州学学子，考取大唐功名者，归国后可直授县令，勿论出身。”
消息传开，曲女州学的入学名额顿时一席难求。平民子弟削尖了脑袋想入学，盼着能通过考试改变命运；贵族子弟则不敢懈怠，生怕被同龄人比下去。有位婆罗门长老起初反对子弟学“异教典籍”，见邻居家的寒门少年因州学考试得中，被授予县丞之职，便连夜带着孙子来报名，叹道：“佛法说‘智慧能破无明’，这大唐的学问，想必也是智慧的一种。”
三年后，州学迎来了首个赴长安参加科举的学子——名叫鸠摩罗什（与古高僧同名）的婆罗门青年，自幼聪慧，在州学中精通《五经》，汉文写作甚至比唐人学子还要典雅。临行前，那陵提婆王亲自为他践行，赠他一柄刻着“不负所学”的唐式佩剑：“你此去长安，不仅是为自己求功名，更是要让大唐知道，天竺的子弟也能学好汉学。”
鸠摩罗什在长安参加进士科考试时，策论《论唐竺共荣策》引经据典，既说“《春秋》大一统”，又论“佛陀慈悲护众生”，主张“以儒治国，以佛安民心”，深得主考官魏徵赏识，竟一举考取进士。消息传回天竺州，那陵提婆王欣喜若狂，率全城百姓赴恒河岸边迎接。当鸠摩罗什身着唐式进士袍，骑着高头大马入城时，百姓们沿街焚香，山呼“大唐圣明”，连素来保守的婆罗门僧侣都赞叹：“此子贯通唐梵，实乃佛儒共佑之证！”
鸠摩罗什归国后，被那陵提婆王任命为曲女城县令，他将大唐的“均田制”与天竺的“村社制”结合，在辖区内推行“唐式农桑，梵式互助”，不到一年便让当地粮食增产，流民归附。州学的学子们见他功成名就，更是发奋苦读，次年赴长安参加科举的学子增至十人，竟有三人考取功名，消息传回长安，李承乾特意下旨嘉奖：“曲女州学育人有功，赐《四库全书》抄本一套，以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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