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畔药友：配伍谣里藏真意》
下卷·千年配伍续新篇
第五回 唐时医家 验证成方
唐代的长安，西市“百草堂”的药柜前，掌柜孙思邈正对着一叠医案皱眉。近来关中多雨，患“湿肿”的患者激增，有的用泽泻无效，有的用猪苓腹泻，他想起年轻时游历淮水，听泽上村的歌谣“泽泻遇到猪苓，水肿就消了”，便决定亲自验证。
有个贩盐的商人，从岭南运货归来，得了“风水肿”，从头肿到脚，一按一个深坑。孙思邈给他用了泽泻五钱、猪苓三钱，加生姜两片煮水。商人喝了一日，尿量激增，三日后面目浮肿消退，能下地行走。他惊叹：“这方子比岭南的草药厉害！”
孙思邈又遇一老妇，患“脾虚湿盛”，腹胀便溏，四肢沉重。他想起“泽泻配白术，湿气全跑路”的歌谣，用泽泻四钱、白术六钱，加陈皮理气。老妇连服十日，腹胀消了，走路也轻快了，逢人便说：“孙大夫的药，像给我身子里来了场大晴天。”
他在《千金要方》中写道：“泽泻利水，猪苓助之，治急肿如神；泽泻配白术，健脾利水，治慢湿如良友。”还特意注明：“此配伍民间流传已久，验之临床，确有奇效，可见‘实践出真知’。”
长安的药铺里，很快出现了“泽猪散”和“泽术丸”。前者用泽泻、猪苓研末，治急症；后者用泽泻、白术制丸，疗慢病。药童们抓药时，总爱念那两句歌谣，掌柜们笑着说：“这顺口溜，比医书好记，比药方管用。”
有个西域的医师，来长安学习，见这两味配伍疗效显着，便记录在《西域本草》里，带回了波斯。书中画着泽泻和猪苓、白术的模样，旁注：“中国民间谣云，此草相得，能祛水湿，信然。”——这株淮水畔的草，借着配伍的力量，开始走向更远的地方。
第六回 宋时方书 收录成典
北宋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编纂官陈师文，在整理民间验方时，发现“泽泻配猪苓”“泽泻配白术”的使用率最高，几乎遍布大江南北。他派人到泽上村考察，见村民们仍在用这两味配伍，歌谣传唱如初，便决定将其纳入官修药典。
“五苓散”便是此时定型的名方，由泽泻、猪苓、茯苓、白术、桂枝组成，治“太阳蓄水证”（外感后水肿）。陈师文在方解中写道：“泽泻为君，利水渗湿；猪苓为臣，助其利水；白术为佐，健脾制水——此配伍深得民间‘水肿消’‘湿气跑’之妙。”
有个赶考的举子，在途中淋雨，得了“蓄水证”，小便不利，口渴欲饮，饮后即吐。驿站的医师给了他五苓散，服后不到半日，小便通畅，渴感消失。举子在游记里写道：“此方真如歌谣所言，泽泻猪苓同发力，水湿自去，妙不可言。”
南宋的朱丹溪，在治疗“痰湿肥胖”时，对泽泻配白术情有独钟。他有个患者，体重过百斤，动则气喘，大便黏滞。丹溪用泽泻三钱、白术五钱，加半夏、陈皮，制成“泽术汤”。患者连服三月，体重减轻十斤，精神也好了许多。他在《格致余论》中说：“白术健脾如筑堤，泽泻利水如疏渠，一堵一疏，湿无留地。”
此时的民间，歌谣又添了新内容：“五苓散，有泽猪，太阳蓄水不用愁；泽术汤，加二陈，痰湿胖子变轻人。”这些朗朗上口的句子，让官修药典里的方子，重新回到了市井百姓的口中，完成了“实践-文献-实践”的循环。
第七回 明清验案 配伍出新
明代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为泽泻、猪苓、白术的配伍写了长长的注文。他收集了近百个医案，其中一个格外典型：“荆楚一妇人，产后水肿，用泽泻配猪苓，肿消后虚羸，加白术，十日而愈。”他感慨：“民间歌谣，看似粗浅，实则藏着配伍的真机。”
清代的叶天士，在治疗“湿温病”时，将泽泻配猪苓、白术的思路发扬光大。有个书生，暮春时节患湿温，高热不退，胸闷腹胀，舌苔厚腻。叶天士用“三仁汤”加减，其中泽泻、猪苓利水，白术健脾，配合杏仁、白蔻仁宣上畅中。书生服了三剂，热退胀消，能重新读书了。
他的弟子问：“为何不用单用泽泻？”叶天士指着窗外的雨：“湿温如梅雨季，光排水不行，得同时松土（健脾）、开窗（宣肺），泽泻配白术，就是松土排水，缺一不可。”这段对话被记入《临证指南医案》，成了后世治疗湿温病的圭臬。
此时的泽上村，已发展成药材集散地。每年谷雨，药农们会举办“配伍节”，用泽泻、猪苓、白术摆成“水纹阵”，孩子们围着阵脚唱古老的歌谣，药商们则在阵外洽谈生意。有个山西药商，第一次参加配伍节，听着歌谣就懂了用药诀窍：“泽泻是将，猪苓是先锋，白术是后盾，三者同心，湿邪自退。”
清代的《本草备要》里，泽泻条下特意注明：“与猪苓配伍，治急水；与白术配伍，治慢湿，皆本民间经验，验之不爽。”这些文字，像给古老的歌谣盖了印章，让口传的智慧有了典籍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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