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仙仙草济尘寰
下卷
第五回 江南融湿热 妙药合水土
明清之际，九仙草的名声随商路与医者足迹，从白山黑水传到了烟雨江南。江南水乡气候湿润，春夏多梅雨，秋冬阴寒重，百姓体质多偏湿热，瘟疫也常以“湿热蕴毒”为特征——高热伴胸闷腹胀、口苦黏腻、小便黄赤，与长白山的“热毒炽盛”证型截然不同。单用九仙草清热解毒，虽能退热，却难除体内湿气，往往病情反复，这让江南医者陷入了沉思。
苏州府吴县有位名医沈若涵，出身中医世家，自幼研读《黄帝内经》《伤寒论》，深谙“因地制宜”的医理。她见城中百姓感染湿热瘟疫，服九仙草后高热暂退，却仍有肢体困重、大便黏滞之症，便翻阅《辽东府志》中关于九仙草的记载，又结合《江南通志·方技》中“江南多湿，用药宜清利”的经验，开始探索配伍的调整之道。沈若涵认为，江南湿热瘟疫，需“清热与利湿并举”，九仙草为清热解毒之君，需佐以利湿、化浊之品，方能标本兼顾。
一日，绸缎商张府的少夫人染疫，高热不退，胸腹胀满，舌苔黄腻，小便短赤，大便三日未通。沈若涵诊脉，见其脉滑数，断为“湿热蕴结、三焦不通”之证。她开出方子：九仙草四钱，黄连二钱，黄芩三钱，茯苓五钱，车前子四钱（布包），滑石六钱（布包），生甘草一钱。沈若涵解释道：“九仙草清上焦肺热，黄连、黄芩清中焦湿热，茯苓、车前子、滑石利水渗湿，使湿热从下焦而出，三焦通畅，则瘟疫自除。”
张府依方煎药，瓦罐中九仙草的清冽香气与黄连、黄芩的苦寒之气交融，茯苓、车前子的温润之性调和其烈，汤色黄亮，入口虽微苦，却无燥烈之感。少夫人服第一剂后，小便渐通，腹胀减轻；服第二剂，高热退去，大便通畅；服第三剂，舌苔转薄，肢体困重之感消失，痊愈如常。消息传开，江南医者纷纷效仿，根据湿热轻重调整配伍——湿热轻者，减黄连、黄芩用量，加藿香、佩兰化浊；湿热重者，加栀子、大黄清热通便，让九仙草在江南的临床应用愈发精准。
沈若涵还遇到一例特殊病案：孩童五岁，染疫后高热惊厥，伴呕吐酸腐、舌苔厚腻。她判断为“湿热夹积”，便在九仙草三钱基础上，加神曲三钱、麦芽三钱、钩藤四钱，清热利湿、消食化积、平肝息风。孩童服后，惊厥停止，高热渐退，食欲也逐渐恢复。沈若涵将这些病案整理成册，着《江南九仙草药用辑要》，写道：“九仙草性凉，清而不燥，通而不滞，为治湿热瘟疫之良材。江南多湿，配伍需兼顾利湿、化浊、消食，随证加减，方合‘辨证施治’之旨。”这部着作，既是对江南民间实践的总结，也为九仙草的文献记载增添了地域化的重要内容，体现了“实践补充文献，文献指导实践”的中医传承逻辑。
此后，江南各地的史志与农书也纷纷收录九仙草的湿热配伍方。《杭州府志》记载：“九仙草配茵陈、栀子，治湿热黄疸，效佳”；《湖州农书》提到：“九仙草与薏苡仁、冬瓜皮同煮，可治夏季暑湿泄泻”。这些记载，皆源于民间医者的临床实践，又反过来指导着更多医者的诊疗，让九仙草在江南的土地上，真正融入了当地的医疗体系，成为百姓信赖的“祛湿解毒仙草”。
第六回 本草留典籍 辨证拓新篇
清代乾隆年间，本草学迎来鼎盛时期，学者赵学敏编撰《本草纲目拾遗》，广收民间本草与历代文献未载之药，九仙草因其广泛的临床应用与显着疗效，被正式纳入其中。赵学敏为编撰此书，遍历全国，亲赴长白山考察九仙草的生长形态，走访临江村、清溪村的老医者，收集民间验方与病案，又研读《辽东府志》《江南九仙草药用辑要》等文献，对九仙草的药性、配伍、主治进行了系统整理。
在《本草纲目拾遗》中，赵学敏详细记载了九仙草的性味归经与药理：“九仙草，味甘微苦，性凉，归肺、胃、肝、心经。清热解毒，凉血生津，止血消肿，明目退翳。主治热毒瘟疫、高热烦渴、咳血衄血、疮疡肿毒、目赤肿痛、小儿惊风。”他还收录了各地的经典配伍方，如长白山的“九仙草配金银花、连翘治热毒重症”，江南的“九仙草配茯苓、车前子治湿热瘟疫”，青州的“九仙草配钩藤、蝉蜕治小儿惊风”，并补充了自己的临床经验：“九仙草与地骨皮、知母配伍，治阴虚火旺之低热盗汗；与仙鹤草、白茅根同用，治血热妄行之衄血便血。”
为验证这些配伍的疗效，赵学敏在杭州开设药铺，免费为百姓诊治，积累了大量病案。一日，有位书生因备考熬夜，加之饮食不节，出现目赤肿痛、咽喉肿痛、口舌生疮等症，伴口干舌燥、心烦失眠，舌红苔黄，脉细数。赵学敏断为“热毒上攻、阴虚火旺”之证，开出方子：九仙草三钱，菊花四钱，金银花三钱，麦冬五钱，玄参四钱，生地黄五钱。他说道：“九仙草、菊花、金银花清热解毒、明目利咽，麦冬、玄参、生地黄滋阴润燥，标本兼顾，既清热毒，又补阴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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