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春天，梧桐巷的晨雾还没散尽，林夏就被母亲急促的脚步声惊醒。她揉着惺忪的睡眼坐起身，透过糊着报纸的窗户，看见母亲正踮着脚，将最后半袋玉米面塞进橱柜最上层的铁盒里。
“妈，又藏粮食？”林夏跳下土炕，棉袄扣子歪歪扭扭地系着。
母亲王桂兰猛地转身，布满老茧的手按在胸口：“死丫头，走路没声儿！公社发的救济粮，得省着吃。你弟还在长身体，过几天又该去挖野菜了。”
林夏心里发酸。自从父亲去年在砖厂出了事，家里就靠着母亲在生产队挣工分，和政府发的救济粮艰难度日。她低头看了看自己打满补丁的棉裤，突然想起昨天在供销社橱窗里看到的的确良衬衫，水蓝色，像春天的天空。
“妈，我想去县里的纺织厂招工。”话一出口，林夏自己都吓了一跳。
王桂兰手里的搪瓷缸“当啷”掉在地上：“胡闹！你才初中毕业，纺织厂能要你？再说，你走了，家里的活儿谁干？”
“我打听过了，纺织厂招学徒工，只要能吃苦就行。一个月十八块钱工资，比在生产队强多了。”林夏攥紧衣角，声音却坚定。
母女俩正僵持着，院子里传来一阵自行车铃声。是住在隔壁的陈知青，他戴着副金边眼镜，总爱给巷子里的孩子们讲外面的故事。
“夏夏，县纺织厂的招工通知下来了！”陈知青挥着张皱巴巴的纸，“我帮你报了名，明天就去考试。”
王桂兰脸色煞白：“你这孩子，怎么能自作主张......”
“婶子，夏夏聪明伶俐，纺织厂需要这样的年轻人。等她有了稳定工作，家里的日子也能好过些。”陈知青推了推眼镜，目光诚恳。
林夏望着母亲，眼神里满是恳求。王桂兰转过身，肩膀微微颤抖：“去吧，要是考不上，就给我安安分分待在家里。”
第二天清晨，林夏换上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跟着陈知青挤上了去县城的拖拉机。拖拉机“突突”地行驶在土路上，扬起阵阵灰尘，林夏的心却像揣了只小兔子，又紧张又兴奋。
纺织厂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大多是和林夏年纪相仿的年轻人。考试内容是基础算术和纺织知识，林夏咬着铅笔头，满脑子都是陈知青昨晚临时教她的纺织术语。
“下一位，林夏！”
推开办公室的门，林夏看见三个戴着袖章的中年人坐在桌前。其中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师傅上下打量着她：“小姑娘，纺织厂的活儿可不轻松，三班倒，天天跟机器打交道，你受得了吗？”
“我能行！”林夏挺直腰板，“我从小干农活，什么苦都能吃。”
老师傅笑了：“好，就冲你这份精气神，明天来报到吧。记住，学徒期三个月，每月十二块钱，转正后十八块。”
走出纺织厂大门，阳光照在林夏脸上，暖融融的。她一路小跑着回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母亲。王桂兰摸着女儿晒得通红的脸，眼泪止不住地流：“我闺女出息了，以后咱家的日子，算是有盼头了......”
就这样，林夏开始了在纺织厂的生活。最初的日子里，她的双手被纱线磨出了血泡，耳朵被机器轰鸣声震得嗡嗡作响。但每当夜深人静，她摸着藏在枕头下的工资条，心里就充满了希望。
三个月后，林夏顺利转正。拿到第一笔十八块工资的那天，她跑到供销社，买了两斤猪肉，又咬牙给母亲买了条红头绳。回到家，母亲抱着她哭得稀里哗啦：“傻丫头，自己都舍不得吃穿，还给我买这些......”
日子渐渐好了起来。林夏不仅能按时交上家里的口粮钱，还开始攒钱买新衣服。她把水蓝色的确良衬衫买回家那天，整个梧桐巷的姑娘都围过来看，眼里满是羡慕。
然而，生活从来不会一帆风顺。1980年，纺织厂突然传来消息，因为设备老化，生产效率跟不上，厂里要进行改革，部分工人面临下岗。林夏攥着通知单，感觉天旋地转。
“夏夏，别慌。”陈知青得知消息后，连夜赶到林家，“现在国家鼓励个体户，咱们可以试试自己做生意。”
“做生意？”林夏一脸茫然，“可我们哪来的本钱？”
陈知青神秘地笑了笑：“我认识几个知青朋友，他们在南方倒腾电子表和录音机，听说很赚钱。咱们可以先从倒卖小物件开始，慢慢积累本钱。”
在陈知青的鼓励下，林夏拿出了自己攒下的三百块钱，和几个工友合伙，从南方进了一批电子表。起初，她们只能偷偷在夜市摆摊，生怕被工商局的人抓住。但很快，这些造型新颖的电子表就成了抢手货。
随着生意越做越大，林夏和伙伴们在县城租了间门面，开起了第一家百货商店。1985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全国，她们的商店也迎来了黄金时期，从服装到家电，商品琳琅满目。
看着店里人来人往，林夏常常想起刚进纺织厂的日子。那些辛苦的岁月，那些汗水和泪水，都成了她最宝贵的财富。如今的她，不仅让家人过上了好日子，还带动了梧桐巷的邻居们一起创业。
时光流转，梧桐巷的老房子早已被楼房取代，但林夏始终记得那个春天，那个改变她命运的决定。岁月就像织布机上的丝线，看似平凡，却在不经意间，织就了一幅绚丽多彩的人生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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