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来哈市的时候传呼机刚刚兴起，老弟还是经常写信。这次他又来信了。暮色裹挟着细雨漫进阳台，我捏着泛黄的信纸，墨迹在水汽里洇成模糊的云。弟弟的字迹歪斜潦草，每个字都像从泥泞里挣扎着爬出来的。这已经是本月第三封信，那些藏在褶皱里的故事，总在深夜撬开记忆的裂缝。
老家首富被猎枪打断胳膊的消息，是在一年深秋的信里读到的。那个总穿着鳄鱼皮鞋的男人，开着锃亮的黑色轿车带走邻居嫂子时，大概没想到会在麻将桌上迎来报应。猎枪轰鸣惊飞了满山寒鸦，男人在医院哀嚎的样子，被村民绘声绘色地传成了段子。我摸着信纸上晕开的水渍，恍惚看见儿时玩伴蹲在村口老槐树下，唾沫横飞地讲着这桩奇闻。
“二哥，你还记得董老四吗？”老弟在信里写道，“就是哥八个没姐妹那家的。”我握着信纸的手微微发抖，记忆里那个总带着温和笑意的中年人，此刻却成了敬老院里绝望的孤魂。他省吃俭用存点钱借给兄弟买房了，自己却在晚年被送进冰冷的养老院。信里说，他最后的日子总在念叨着要见兄弟，可直到用裤带上吊那天，兄弟也没出现。
副县长和女播音员私奔的消息，像颗石子投进平静的湖面，在小镇激起千层浪。曾经严肃的官员，如今却和年轻貌美的播音员消失在茫茫人海。弟弟在信里调侃，说这大概是小镇史上最浪漫的新闻。可我知道，这浪漫背后，是被辜负的职责和破碎的家庭。
最让我心惊的是那个屡教不改的强奸犯。他出狱后不仅没有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弟弟在信里描述那些令人发指的罪行时，字里行间都透着恐惧和愤怒。还有税务人员雇佣地痞收税的荒唐事，让我不禁怀疑，那个曾经民风淳朴的小镇，何时变得如此陌生？
窗外的雨越下越大，打在玻璃上噼啪作响。我把信小心地叠好，放回抽屉最底层。这些来自故乡的消息，像一把把锋利的刀，剖开了生活光鲜的表皮，露出里面溃烂的伤口。我不知道下次收到弟弟的信，又会读到怎样荒诞又真实的故事，但我知道，在那片熟悉又陌生的土地上，人性的善恶、命运的悲欢，仍在不断地上演。
2017年的秋天，我站在自家的阳台上，望着远方，心里盘算着一件事——老弟最近似乎心情不太好，我想邀请他来我这儿散散心。
我拨通了老弟的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他略显疲惫的声音：“二哥，咋啦？”我笑着说：“老弟，最近看你状态不太好，来哥这儿住几天，放松放松。正好咱们火车站这回扩建了，造出个北广场，可气派了，等你来了，哥带你转一转，给你好好讲讲。”听到这话，老弟似乎来了些兴趣，“行啊哥，好久没见你了，正好去看看新变化。”
挂断电话，我心里满是期待。更让我开心的是，我刚办理的社保开始发钱了，每个月都能领到一笔稳定的收入，这对我来说可是件天大的喜事。想着等老弟来了，我就能和他分享这份喜悦，心情就愈发兴奋起来。
几天后，老弟来了。吃过午饭，我迫不及待地拉着他说：“走，带你去看看咱火车站的北广场！”我们沿着熟悉的街道步行前往，一路上，我絮絮叨叨地说着这些年城市的变化，老弟时不时插上几句，脸上也渐渐有了笑容。
远远地，我们就看到了正在建设中的火车站北广场。脚手架林立，工人们忙碌地穿梭其中，虽然还没有完全竣工，但已经能看出它宏伟的轮廓。“咋样，老弟，气派吧！”我自豪地说道，“这北广场建好后，肯定能给咱这城市增色不少。”
我们绕着广场转了一圈，我指着还未完工的区域，向老弟介绍着未来的规划。这时，我注意到广场上有一些摆渡车，“现在南北广场还没完全连通，得靠这些摆渡车往来。”我解释道。
走着走着，我们来到了公路客运站附近，看到摆渡车旁边停着几辆售票车。我突然想起什么，对老弟说：“老弟，你知道不，这公路客运站以后要搬到哈西去了。以前你下了长途客车还能步行来我家，等它搬走，你再来就得打车了，估计你是不愿意这么费事吧。”老弟笑着摇摇头：“二哥，只要能来见你，费点事也没啥。而且，这城市变化这么大，以后说不定又有新的交通方式了。”
听着老弟的话，我心里暖暖的。我们站在未完工的北广场前，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和忙碌的工地，仿佛看到了这座城市更加美好的未来。而我，也期待着和老弟在这座充满变化的城市里，留下更多美好的回忆。
我和老弟倚着北广场的铸铁雕花栏杆，夕阳把洋葱头穹顶染成琥珀色。那些错落有致的俄式建筑像被时光凝固的童话，尖顶、券廊与浮雕装饰在暮色里泛着温润的光泽，很难想象百年前这里曾是蒸汽机车轰鸣的繁忙货场。
“以前这整片都是交错的铁轨。”我指着脚下光滑的大理石地面，“货运列车拉着木材、煤炭来回穿梭，地势比现在低两米多。”老弟蹲下身，指尖摩挲着地砖接缝，仿佛能触碰到地底沉睡的枕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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