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则知花了整整一下午的时间将客厅里的垃圾清理干净，然后将屋子里的生活用品按照前身的习惯全都换了一套新的，连碗筷都没放过。
第二天一大早，他开车去了京城大学。
作为教授，前身在京城大学是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的。地方不大，四十来平，配一张办公桌，一组文件柜和一套沙发茶几，还有就是一整面墙的书籍和期刊。
许佳晴是在七月末出的事，当时正值暑假，因而前身虽然颓丧了一个多月，对工作倒是没什么影响。
正值开学，按照惯例，孟则知在学生群里发了条消息，让学生分批带着论文来找他。
前身是研究数学的，但和恩师万哲先教授主要从事典型群和几何方面的研究不一样，前身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数论。
他名下一共带了六个博士生，十五个研究生，都是三年制的。
发完消息，孟则知走到书架前，循着记忆抽出两本期刊。
期刊名字叫《华国数学学报》，在国内十九种数学核心期刊里，《华国数学学报》的影响力只能排在中下游。前身被爆出学术造假丑闻的两篇论文，就是刊登在这两本期刊上。
主线任务孟则知暂时没法做，蒋启扬这会儿正在好莱坞呼风唤雨呢。至于陈应龙，能随随便便拿出五千万来投资蒋启扬的电影和电视剧的，又怎么可能是个普通人——据说当年他爸咳嗽一声，国内制糖业就要抖三抖。
他一个做学问的，无权无势，真要上去和蒋启扬两人硬刚，实在不是明智之举。
所以孟则知才决定从支线任务——恢复前身名誉入手。
前身身上的污点有三，家暴致使妻子流产、学术造假、私生活混乱。
留给孟则知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五个月后，这两篇论文被爆剽窃，成为前身跳楼自尽的导火索。
孟则知将这两篇论文粗略的过了一遍，心里有了考量。
研究数论的，总是不可避免的会畅想自己有一天能解决一个或是多个世界性的数论难题——哥德巴赫猜想、孪生素数猜想、黎曼假设、费马大定理……
其中最为国人耳熟能详的，应当是哥德巴赫猜想。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华罗庚为代表的华国解析数论学派兴起。
1956年，王元院士先后证明了“3+4”、“3+3”、“2+3”、“1+4”问题。
1962年，潘承洞院士和苏联的巴尔巴恩证明了“1+5”问题。
1966年，陈景润院士证明了 “1+2 ”问题，并在1978年证明了“1+1”上限公式。
正是因为华国数学家为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使得这个猜想早早的就被国家打上了超越学术意义的‘政治标签’，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后辈数学家。
受此影响，前身入选长江学者之后，就艺高人胆大的将研究方向转移到了哥德巴赫猜想上面。
不过可惜的是，前身到底是没能解决这个问题。但这并不是说他的研究没有一点用处，三十五年之后，他的独女在他的研究基础上，成功证明了这一猜想。
只可惜，那孩子已经没了。
孟则知摇了摇头。
前身发表在《华国数学学报》上面的这两篇论文，正是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
那个时候，前身已经中了毒，智商的下降导致他的研究工作陷入了困境之中。偏偏学校方面有硬性要求，教授级别的导师每年至少需要发表两篇核心期刊论文，论文数量和质量则是直接与科研项目和经费挂钩。
拿不出研究成果，情绪也渐渐失控，变得易爆易怒，也正因为这样，前身并没有多想，只是把原因归咎到了工作压力太大上面。
没有人会喜欢和一个一言不合就大动肝火的人打交道，一来二去的，系里的同事渐渐地疏远了前身，前身的那些学生也都被他骂怕了，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过来找他。
只除了一个人之外。
那个人就是前身的博士生弟子章方旭。
章方旭硬着头皮抗住了前身的暴风骤雨，每天准时到实验室报到。在他的帮助下，前身艰难的写出了这两篇论文。
想想也知道这两篇论文的水平高不到哪儿去，但好在投《华国数学学报》还是可以的。
考虑到章方旭帮了他不少忙，前身也曾想过把他的名字加到论文里，列为第二作者。
但是章方旭拒绝了，他问前身要了三万块钱，理由是他爸生病住院，肾衰竭，病情很严重，家里医药费不够。
前身听了，答应了下来，毕竟这两篇论文的水平本来就不高，再加上一个第二作者，含金量就更低了。
前身很爽快的给章方旭打了六万块钱。
事情怎么可能这么简单——
章方旭的父亲的确是住院了，肾衰竭，病情很严重。
然后陈应龙找上了他，许诺会承担起他父亲的医药费，直到他父亲做完换肾手术为止，但需要章方旭帮他做几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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