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天，说热就热了起来。兴州城里，槐花开得正盛，风一吹，满街飘香。可红光电子厂和永明电子厂里头，却有人心里凉飕飕的，有人心里热烘烘的——考核上岗这事儿，总算硬着头皮推行下去了。
厂区大门口新贴的红榜，墨迹早被几场雨打得有些模糊，可上头那些名字，却像烙铁似的烫在不少人眼里。几个老师傅蹲在墙根底下抽烟，烟雾缭绕里，不知谁嘟囔了一句：“这倒好，张飞穿针——大眼瞪小眼，有劲使不上喽！”
说这话的是老钳工周师傅。他徒弟小王前脚考进了总厂技术部，后脚就搬进了新分的宿舍，留下他这个师父还在老车间磨零件。心里头不是滋味，可烟抽完了，拍拍屁股还得回车间——新流水线可不等人。
而此刻，永明厂新组建的装配车间里，
却是另一番光景。
“快快快！三号线还差多少？”车间主任马春梅嗓门亮得能穿透机器轰鸣声。这女人四十来岁，烫着一头时髦的卷发，自从竞聘上岗当了主任，整个人像上足了发条。
流水线哗啦啦转着，刚从小麦电子乐天分厂培训回来的年轻工人们手脚麻利，一个个零件在他们手里翻飞，转眼就变成小麦收录机。有个扎马尾的姑娘动作特别快，旁人装一台的功夫，她能装一台半。
“刘小娟，你又破纪录了！”质检员笑着在她工位前贴上颗红星。
姑娘腼腆一笑，露出两颗小虎牙。一个月前，她还因为手慢天天挨批，现在倒成了标兵。这变化，连她自个儿都觉得像做梦。
而真正在做大梦的，是刚回兴州城又去省城总部大楼的徐大志。
“徐董，王区长又来了！”邹英从兴州打来电话，声音激动得发颤，“说咱们厂现在像换了血，要重点扶持呢！”
徐大志握着电话筒，望着窗外省城城东开发区初现的霓虹灯，脸上却没什么喜色。
“知道了。”他声音平静，“先把眼下这批东南亚彩电订单赶出来再说。”
挂掉电话，他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桌上摊着这个月的报表——销量确实在涨，可原材料价格也在涨，银行贷款又要去协调一次了。王生贵区长在视察时说的那些“龙头企业”、“驰名商标”，现在听着还太远。
他走到窗前，看着楼下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这是1989年的夏天，街上骑自行车的人流里，偶尔能看见一两个拎着三鑫收录机的年轻人，那神态，骄傲得像骑着高头大马。
“卖方市场…”徐大志喃喃自语。他想起上次去上海，在南京路上看见人们为买一台电视机排起长队。那场面，既让人兴奋，又让人心惊——这热潮能持续多久？
“叮铃铃——”电话又响了。
“老大，不好了！”这次是总部销售部长俞敏，嗓子都快急哑了，“东北那边又催货了！张老板在厂门口蹲三天了，说见不到货就不走！”
徐大志笑了：“让他等着。就跟他说，下批货优先给他，但价格得上浮五个点。”
“啊？这…行吗？”
“照我说的做。”
放下电话，徐大志眼里闪过一丝狡黠。这帮经销商，从前挑三拣四，现在倒好，抢着要货。这世道，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而此刻在兴州，王生贵区长正背着手，再次巡视永明电子厂的新车间。
“不错，真不错。”王区长频频点头，对身旁的厂领导说，“这才像个现代化企业的样子嘛！”
马春梅赶紧上前介绍新改良的生产流程。她说话又快又清楚，还顺手从流水线上拿起一个刚下线的收录机，一按开关，清脆的女声立刻飘了出来：“这里是南都省人民广播电台…”
“音质很好嘛！”王区长颇为赞赏。
“这是咱们新改进的扬声器，”马春梅赶紧说，“采用了总厂的最新技术，失真率降低了百分之十五。”
王区长转向随行的记者：“都要记下来！这就是改革创新的成果！”
闪光灯咔嚓作响，工人们腰杆都不自觉地挺直了几分。
只有站在角落里的副厂长李大国暗自摇头。他是厂里的老人了，经历过太多“一阵风”式的改革。在他看来，眼下这热火朝天的景象，说不定就像五月的天气——说变就会变的。
果然，王区长前脚刚走，财务科的张锋就慌慌张张地跑来找赵宏宇厂长。
“赵厂长，账上...账上快见底了。”张锋压低声音，“下个月的工资都...”
赵宏宇摆摆手，示意他别声张。这事他早就料到了——新设备、新流水线、员工培训，哪一样不要钱？区里的支持口号喊得响，可真金白银到现在还没到位。
“我去找徐董想想办法。”赵宏宇说着，心里却没底。
而总厂这边，同样不轻松。
小麦电子总厂的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几个分厂的负责人正在开碰头会，主题只有一个：钱。
“徐董什么时候回来？”红光厂的谢伯洪厂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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