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案组实在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只能逐个进行走访排查。这一查才发现，涉及的人员来自各行各业，范围极为广泛。
往左数，有干部、老师，甚至还有部分司法系统的工作人员；往右看，则涵盖了民工、小贩以及农民。
经过一轮又一轮细致入微的调查，再加上精准的 DNA 检测，这一百多位相关人员最终都被排除了嫌疑。
至此，整个案件仿佛再次陷入了绝境，一切又回到了最初的原点，调查陷入了僵局。
不过，警方对受害者职业的明确，还是在案件侦破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警方经过深入分析后认为，歹徒特意挑选三陪小姐作为作案对象，绝非偶然之举，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精心策划。
歹徒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杀害三陪小姐对他们来说更有把握，实施犯罪相对容易得多。
从这一现象侧面可以推断出，歹徒的身体素质并不强壮，即便是面对女性，他们也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轻松制服。
要知道，在当时的广州，若是采用暴力手段去袭击、强奸妇女，极有可能遭到受害者的强烈反抗和大声呼救。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稍有差池，歹徒就可能被当场抓捕。而且在一九九二年那个时候，广州的社会风气还比较保守，要想诱骗良家妇女前往某个偏僻的地方，绝非易事。
当时广州市的治安状况不算太好，女性市民普遍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平日里对陌生人一般都不会轻易搭理。
如此看来，歹徒想要对付良家妇女，确实困难重重，相比之下，选择三陪小姐作案就简单多了。
三陪小姐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她们通常不会拒绝嫖客提出的各种要求，哪怕是去一些偏僻的地方。
毕竟从事的是卖淫活动，双方必然会有较为亲密的接触过程，这就为凶手突然袭击三陪小姐创造了极为便利的条件。
这些可怜的三陪小姐往往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在歹徒的怀抱中就遭到了偷袭，还没来得及发出呼救声，就不幸丢了性命。
然而，新的疑问又随之而来：既然歹徒能够直接与三陪小姐发生性关系，那为什么还要残忍地将她们杀害，甚至在死后还要进行奸尸以及毁尸等令人发指的行为呢？
在案件初期，广州警方面对这样复杂且恶劣的案件，确实缺乏相关的侦破经验，一时之间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 。
起初，案件的走向令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然而，公安部专家介入之后，却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系列线索恰恰能够锁定案件的性质——这是一起典型的性变态杀人案件。
与普通的犯罪动机不同，歹徒实施杀人行为并非为了劫取财物或者侵犯女性，其真正目的是借此发泄扭曲变态的心理。
对他们而言，杀人、奸尸以及破坏尸体的过程能够带来巨大的乐趣，这种变态的快感甚至远远超过与三陪小姐发生正常性关系所带来的满足感。
为了深入剖析歹徒的心理和性格特征，刑侦专家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由于此类性变态杀人案件在广东历史上极为罕见，专案组缺乏相关的办案经验，因此只能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查阅类似案件资料，试图从中寻找线索和规律。
时间来到一九九二年七月，广州市公安局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深圳市出现了一起与之相似的案件。
据悉，某部驻军战士一个姓张的士兵杀害一名妇女后，残忍地割下了受害者的乳房和阴部，这一作案手法与广州发生的案件高度相似，使得张某具有一定的作案嫌疑。
广州警方迅速行动，一路追到河南，并积极参与到抓捕行动中，最终成功将张启得抓获归案。
然而，经过深入调查发现，张启得从来没有来过广州，种种证据表明，广州发生的这起案件与他并无关联。
尽管张启得并非广州案件的凶手，但通过对他的审讯，广州警方收获颇丰。他们从中深入了解了此类变态杀人狂共有的心理特征，这无疑为剖析广州这起案件的凶手内心世界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依据。
通过对多起类似案件的持续研究与分析，警方逐渐明确了本案犯人的特征——这是一名严重的心理变态者，尤其患有严重的恋尸癖。
从案件本身的种种细节不难看出，凶手原本已经与这些三陪小姐发生了性关系，却仍不满足，还要残忍地将她们杀害，而后实施奸尸行为，甚至把尸体的某些部位切割下来。
这些令人发指的行径充分表明，他的恋尸癖已经达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
研究表明，具有恋尸癖的人，大多在性格上表现得懦弱无能。
在这类人内心深处，往往潜藏着一种强烈的欲望，即对性交对象拥有绝对的支配权，而这种支配欲望的满足，在他们的性满足体验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尸体，不会有丝毫反抗，完全听从摆布。正是基于这一点，某些心理扭曲之人竟将性交对象指向了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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