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月5日，中午十二点整。
广州海珠区同福乐酒店四楼餐厅，茶市的最后一拨客人刚走。碗碟碰撞的声音、服务员扯着嗓子催单的声音混在一起，闹哄哄的还没散干净。
清洁女工钟姨攥着拖把，急匆匆往西边的男洗手间走。再过半小时午市就要开了，客人一涌进来，她根本没机会打扫。这活儿必须赶在饭点前干完。
推开洗手间的门，钟姨愣住了。
两个穿深蓝色西装的男人直挺挺站在大便池门口，一人守一边，双手插在裤兜里。西装料子不错，熨得平平整整，可穿在他们身上怎么看怎么别扭——领带歪歪斜斜挂在脖子上，浑身上下透着一股痞气。
这俩人根本不像来上厕所的。
他们死死盯着中间那扇关着的隔间门，眼神跟老鹰似的。钟姨推门进来，他们才转过脸来，那目光从上到下扫了她一遍，带着股说不出的警惕。
“出去出去，搞卫生了！”钟姨嗓门大起来，手里的拖把朝他们扬了扬。
她在这酒店干了三年清洁工，什么稀奇古怪的人没见过？可眼前这阵势，还是头一回遇上。两个大男人守厕所门口，跟门神似的，这算什么名堂？
那两个人磨磨蹭蹭挪了两步，显然不情愿走。
其中一个嘴边长满络腮胡的高个子，颧骨突出，看着三十来岁。他忽然折返回来，从兜里掏出一包红双喜，抽出一根递到钟姨面前，脸上挤出个生硬的笑：“阿姨，抽烟吗？歇会儿再搞呗。”
烟味混着股汗酸味飘过来，钟姨下意识往后仰了仰。她摆摆手：“我不抽，赶紧走，别耽误做生意！”
她能感觉到这男人在打量她，那眼神里带着审视，又带着戒备，好像在掂量她会不会坏事。
“胡子”碰了一鼻子灰，悻悻退到门外。脚步声渐渐远了。
就在这时候，中间那个隔间的门突然“哐当”一声撞开了。
一个瘦小的年轻人跌跌撞撞冲出来。
他个头不高，顶多一米五出头，穿着件灰色夹克，头发乱糟糟的，额头上全是细密的冷汗，脸色白得跟纸一样。嘴唇紧紧抿着，整个人都在发抖。
他一脚踩在钟姨脚上，力道不重，但那股子急切劲儿隔着鞋底都能感觉到。
“阿姨！”他压低声音，语速快得像打机关枪，“我被人绑架了！帮帮我，帮我打个电话！”
说话间他手忙脚乱地从夹克内袋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纸片，使劲往钟姨手里塞。
钟姨心脏“咚咚”狂跳起来。
绑架？
这两个字在她脑子里炸开了，她一下子懵了。她不识字，看着纸片上密密麻麻的小字，不知道该接还是不该接。眼前这年轻人看着像是个做生意的，不像在撒谎。可光天化日之下，在这人来人往的酒店里，怎么会有这种事？
就这一犹豫的工夫，那个“胡子”的脚步声又折回来了。
这回带着急促的喘息。
年轻人脸色刷地变了，手一抖，那张纸片像个落叶似的飘下来，落在盥洗池边的水磨石台面上。
钟姨脑子里一片空白。她只想着一件事：不能让这张纸被发现。她几乎是凭着本能，猛地抬起脚边的塑料纸篓，轻轻往台面上一搁。
纸篓边缘刚好压住纸片一角。
神不知鬼不觉。
“你他妈跑什么！” “胡子”冲进来，嘴里骂骂咧咧的。他身后还跟着刚才那个同伙。两个人一左一右像两座山似的夹住年轻人，胳膊死死箍着他的胳膊，几乎是把他拖着往外走。
年轻人挣扎了一下，扭过头来看钟姨。
那眼神里全是哀求。
然后他就被拽出了洗手间，消失在走廊拐角。
钟姨腿都软了，扶着拖把杆才站住。她飞快掀开纸篓，捡起那张纸片攥在手心里。纸片上的字迹被汗水浸得有点模糊了，但还能看清。她顾不上多想，跌跌撞撞冲出洗手间，往餐厅营业部跑。
“部长！部长！出事了！”
钟姨推开营业部的门，声音都带着哭腔。营业部部长陈姐正在核对账单，看她这副模样，赶紧站起来：“钟姨，怎么了？慌慌张张的。”
钟姨把纸片递过去，喘着粗气说：“刚才洗手间里，有个年轻人说他被绑架了，这是他给我的纸条！”
陈姐接过纸片凑到灯光下一看，瞳孔一下子缩紧了。
纸片上用细小的、歪歪扭扭的字迹写着：“请帮忙，我被人绑架，请告诉我家里人，电话号珠海（家），叫他们不要怕，大胆去报警。”
没有署名，没有更多信息。可那歪歪扭扭的笔画里，透着一股子绝望的急切。
“真的是绑架！”陈姐倒吸一口凉气，一把抓起桌上的电话，“快，打保卫科！”
此时是中午12点10分。
同福乐酒店保卫科里，科长叶在伟正准备脱制服去吃午饭。这位干了20年军旅生涯的前警卫营副营长，转业到酒店三年了，骨子里还带着军人的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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