鞑子骑兵已交锋而过，片刻间完成整队，策马再度杀来，这时便有了马速。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近卫军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没必要逞一时之强给鞑骑当陪练。令旗指向正白旗旗幡，冲锋号再度响起，近卫军马步军置身后的敌骑于不顾，只管向鞑子步卒聚集的鞑子大营杀去。
斩将、夺旗、先登、陷阵，我让你鞑子四样都取了，我只换你一样：尔等的性命，多多益善。
万芳含笑而去，他是生犹可恋而死亦无憾。因为他垂死之时看到将士们兀自酣战不休厮杀不己，毫无溃散退却之意。他最担心的事不曾发生：叫人不省心的兔崽子们，你们他娘的可算学会了失去指挥下的自主作战。好、好、好！
万芳由衷叫好，是因为他看到了近卫军的脱胎换骨，从一支传统旧式军队向梁山军式的近现代武装的转变。
对阵近卫军。阿多多三兄弟完成了斩将、夺旗、先登、陷阵四大军功。
对战八旗军。万芳、丁正南正在努力达成歼灭敌有生力量的战争首要目的。
某为国人，最爱排座次了。某好奇，四大功里头也该分一个主次先后吧。论先后，先把概念搞清楚：大家一起冲破敌阵叫陷阵，其中第一个冲上去而且稳住了的叫先登，这是击败敌人的开始。打败敌人之后才有机会抢夺敌人的旗帜，只有在彻底击败敌人并砍杀其亲兵部曲、阻止敌人逃跑之后，才能完成斩杀敌将这个最终成就。准确来说，你要多次的陷阵先登才能有一次机会斩将夺旗。
如此，四大军功明显分两个档次：先登陷阵低于斩将夺旗。
可以赏赐为证：陷阵先登一般只给赏银，明制：陷阵赏五十两，先登赏一百两至几百两。先登属于个人功勋，陷阵是集体功。常识告诉我们：一个人单捞肯定比众人分赃要多---在面对敌坚城的时候，对第一位先登的勇士，有开出1000两银子这种巨额空头支票的。而斩将夺旗的赏赐就多了，除赏银之外，高低还要封个官。
现在我们知道了：斩将夺旗＞先登陷阵，其中先登＞陷阵。
那么就剩最后一个问题：斩将与夺旗，孰高孰低？
有人把夺旗奉为首功，提出“大旗倒，斩护纛”的说法。这是在自说自话，毫无根据的臆想。大将的亲兵部曲在保卫指挥部的同时兼职护旗。对于他们来说，保证大将的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保卫指挥部其余将领的安全第二位，保卫指挥系统健全第三位。至于旗帜鼓号令牌这些东西，只是指挥系统的一部分，没有那么重要。夺旗之功没那么大。旗帜只是为主帅标识军队，各级将领指挥军队的工具。军阵里各种旗帜很多，被抢走几面旗根本不算啥大事。
旗帜这种东西又细又长，杆子木制甚至竹制，意外倒伏甚至被风吹折都是常事，只是被视为不祥之兆，大旗倒了影响士气导致战败也是有的，就没见哪个主帅因此把持旗人砍了的。最着名的战例就是靖难之战白河沟一役，大明战神李景隆的帅旗被风吹断并因此导致战败，可战后也没见哪个责任人被追究责任。丢弃旗帜的就更多了去了，中国人聪明得很，最务实最讲现实主义，自家小命才重要。被打败了跑路，一路丢旗弃鼓。
过分看重军旗，把旗帜吹得神乎其神的是西方军队，以及明治维新后接受西式建军思想的日军。
在西方军队的传统中，标有部队番号标志和荣誉的军旗非常宝贵，甚至有过部队军旗被夺就不能整编重建的说法。
二战日军的联队旗由于是“天皇”授予，所以是“神赐”的唯一之物，具神圣性，不能复制。很多联队旗因为使用年头太久都已经没有了旗面只剩下了旗冠和缨穂。而这个破破烂烂的长杆子即使带上战场也有专人进行管理和保护，战败时还要有专门的“奉烧军旗”仪式，就是为了防止被敌人缴获---说句实在话，这破烂玩意儿谁特么认得是军旗啊。
所以说在中国的传统价值观里，军旗的荣誉感固然得有，但是相对于人命，就没那么重要了。
而斩杀敌方大将，那才是真正的不世之功！想要阵斩敌将最难。那不仅意味着打败敌人消灭其主力，还要全歼其亲兵部曲，让敌人失去日后重建的种子军官。达成这一成就相当于爆了对方的水晶，心理脆弱点的甚至都可以直接投了。
举例戚家军，如一队的队长阵亡而队员退却，则全队处斩。所以戚家军作战奋勇当先，屡屡创造杀敌上千自损失数人的叫人战绩。野猪皮创建八旗，也抄袭了此军规。所以这早期的八旗很能打，战时也是人人争先的。
综上，中式传统四大军功按照功劳从大到小排序是：斩将＞夺旗＞先登＞陷阵。
多铎，比哥哥多尔衮小两岁，还嫩呢。大哥在，听二哥的。大哥不在，听二哥的。二哥多尔衮当仁不让是为主帅，正忙着指挥作战，小弟多铎则立一旁观战学习。打仗嘛，就那两下子，学得差不多了。多铎不愿待在中军帐听汇报，更愿意站塔台上看厮杀，这个才过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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