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氏遗产案：真相基金
普罗旺斯的薰衣草还没到花期，田垄间的绿苗刚没过脚踝。啊玉蹲在民宿后院翻土时，手机在石桌上震得急促，屏幕上跳动的“张律师”三个字让他指尖顿了半秒。
钟华正把晒干的薰衣草花束往玻璃罐里塞，听见动静回头：“是遗产案的消息？”她说话时睫毛上还沾着点干草屑，那是今早整理储藏室时蹭到的——那里堆着他们从国内运过来的最后一批箱子，最底层压着顾氏集团的旧档案袋。
啊玉擦了擦手上的泥渍接起电话，风从敞开的木窗灌进来，卷着远处教堂的钟声。张律师的声音透过电流传来，带着种如释重负的沙哑：“法院最终判决下来了，顾氏名下十七处不动产和部分流动资金，将优先赔付给当年纵火案的受害者家属。”
“多少？”钟华凑过来时，发尾扫过啊玉的手腕，像片轻盈的羽毛。
啊玉捂住话筒看她。晨光落在她右边眉骨的疤痕上，那道在泥石流里被碎石划开的印记，如今淡得像道浅粉色的线。他喉结动了动：“足够了。”
足够覆盖那些在医院躺了数年的伤者后续治疗费，足够赔偿三个因工厂爆炸失去父亲的孩子到成年，足够让被顾延霆逼得破产的供应商重新租个小店面。张律师在那头补充：“另外有笔专项资金，法院建议由你们监管——毕竟是你们找到的关键证据。”
挂了电话，钟华突然蹲下来抱住膝盖。啊玉以为她又想起了发布会那天的闪光灯——她站在台上揭露顾氏伪造质检报告时，右手抖得几乎握不住话筒，是他在后台悄悄塞了颗薄荷糖，锡箔纸的响声成了那天唯一的私语。
“在想什么？”他也蹲下去，草叶上的露水打湿了裤脚。
“想起顾延霆的遗书。”钟华的声音闷在膝盖间，“他说‘我用一生建了座帝国，最后发现地基是碎玻璃’。”
啊玉想起那个在狱中自杀的男人。遗书的夹层里，除了纵火现场的视频，还有张泛黄的照片：年轻的顾延霆牵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背景是顾氏第一间厂房的奠基仪式。后来他们才从林婉清寄来的邮件里知道，那是他早夭的女儿，死于劣质建材引发的幼儿园火灾——这成了他后来疯狂敛财又自我毁灭的开端。
“去趟办公室吧。”啊玉伸手拉她，掌心的薄茧蹭过她的指腹。
他们在普罗旺斯租的这间民宿，底楼被改造成了临时办公室。墙上钉着张世界地图，凡是与顾氏案件相关的地点都用红钉标记：巴黎十七区的公寓（林婉清曾在这里藏过证据）、藏区的转经道（钟华在那里说“我想重新做记者”）、蒙马特高地的台阶（啊玉在那里第一次牵起她的手）。
钟华翻开法院寄来的资产清单，钢笔在“受害者名单”那页顿住。第三个名字旁画着个小小的太阳，那是她在ICU醒来后，听啊玉说的第一个故事：那个叫小宇的男孩，父亲在顾氏工厂爆炸中去世，他从此拒绝出门，直到上周发来张画——画里三个小人举着向日葵，落款是“给帮爸爸找到真相的叔叔阿姨”。
“这些钱不能只用来赔偿。”钟华突然抬头，眼睛亮得像藏区的星星，“我们建个基金吧。”
啊玉正给咖啡机装滤纸，闻言动作停了。阳光透过百叶窗，在他脸上割出明暗交错的条纹，像极了他们曾在雪山看到的岩层。
“叫‘真相基金’。”钟华把清单推过来，指尖点在“顾氏实验室”那行字上，“不只是给钱，还要帮那些被掩盖的声音说出来。比如小宇爸爸车间的安全隐患，比如三年前那起被压下去的药品丑闻——我在医院念的采访稿里，其实写了这个。”
啊玉想起ICU那个凌晨。他趴在床边念她的旧采访本，读到“最想感谢的人”时，监护仪的波形突然乱了半拍。后来钟华说，她当时听见了，只是没力气睁眼——那页纸上写的是“那个在泥石流里，把最后一块压缩饼干塞给我的人”。
“需要注册机构，需要找专业的人管理。”啊玉端过咖啡，杯沿的热气模糊了他的表情，“还要面对顾氏残余势力的反扑。”
“我知道。”钟华的拇指摩挲着清单边缘，那里还留着她带伤出席发布会时的血迹，“但你记得林婉清在巴黎寄来的明信片吗？背面写‘真相不是终点，是起点’。”
他们花了三个月筹备。钟华飞了四趟国内，在公益组织的帮助下筛选团队成员：有曾因报道黑幕被辞退的记者，有专攻劳工法的年轻律师，有失去女儿后转行做心理咨询的医生。啊玉则留在普罗旺斯处理资金对接，每天对着电脑到深夜，台灯下总放着钟华泡的洋甘菊茶——她知道他一焦虑就会失眠。
基金成立那天，他们没办仪式。钟华在办公室的白板上画了棵树，树干写着“真相”，枝桠上挂着便签：“小宇的画”“李师傅的工伤鉴定”“被篡改的质检报告”。啊玉贴最后一张时，钟华突然笑了：“你贴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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