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红艳听后，神色郑重地用力点了点头，语气坚定地说道：“主任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保证圆满完成任务！”
王红梅微微点头，语重心长地说道：“红艳啊，你也清楚，咱们交道口街道办在东城区向来都是名列前茅的。
哪一年不是在一二名之间徘徊？可今年就因为出了95号院这种满是封建思想、搞大家长作风的院落，让咱们在区里的印象大打折扣。
出了这样的事，咱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呐。
所以，你得拿出当年在部队上担任担架队队长时的那股担当劲儿，勇往直前，猛打猛冲，一定要把95号院这个‘毒瘤’给我连根拔掉。
绝不能再让他们重蹈覆辙，再出现以前那些乱七八糟的事。行了，你带着闫妮下去准备吧。今晚开会，我和刘副主任会一起到场给你们撑腰。”
“是，主任，您就放心吧，他们还能比白狗子还厉害！”刘红艳一脸气势汹汹地保证着，随后便和闫妮一同下去做准备。
等刘红艳和闫妮离开后，王红梅转身去找副主任刘长利。见到刘长利，她把红星小学送来的协调函递给他看，说道：“老刘，你看看这个。”
刘长利接过协调函，快速浏览了一遍，而后抬头问道：“主任，您什么想法？”
王红梅表情严肃，语气坚决地说：“咱们街道办必须拿出具体的惩罚措施，类似的事情绝不能再发生了。咱们不能老是让区里对咱们失望啊。老刘，虽说咱俩平时工作中有些分歧，但这个时候，咱们可得团结一心，一致对外，不然咱俩都讨不了好。”
刘长利赶忙点头，认真说道：“放心吧，主任。轻重缓急我还是能分清的。在这件事上，您就尽管指示，我保证坚决执行，您指哪我就打哪。”
“好！”王红梅满意地应道，“那晚上咱们一起去参加批斗会。”
1959年12月6日，这一天对闫埠贵来说，无疑是个受难日。晚上六点半，在刘红艳和闫妮的带领下，居委会的大妈们闯进闫家，直接把闫埠贵从家里“薅”了出来。
闫解成和闫解空两个大小伙子，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被人强行带走。杨翠华见状，顿时慌了神，一边哭一边冲上前去阻拦。然而，闫妮几句话就像一盆冷水，瞬间浇灭了她的冲动。
闫妮声色俱厉地说道：“杨翠华，你这是想和闫埠贵这个落后腐败分子一起接受批斗吗？
你现在最该做的，是和他划清界限，而不是在这儿哭闹。我们批斗他，那是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你别在这里无理取闹，要是你再敢阻拦，还撒泼打滚的话，那就别怪我们居委会不客气了！”
都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杨翠华虽说和闫埠贵携手走过多年，共同组建家庭，还养育了四个子女，但真到了这种节骨眼上，她还是没那个胆量豁出去。
毕竟家里老老小小一摊子事儿，要是闫埠贵彻底倒了，往后的日子可都得她自己操心。无奈之下，她也只能眼睁睁看着闫埠贵被居委会的大妈们一路拉扯，径直带到了街道上。
此时，经过一下午紧锣密鼓的筹备，南锣鼓巷居委会的同志们已然做足了准备。
街道上拉起了一条条横幅，上面的标语赫然醒目：“打倒教育界的腐败分子”“
反对教育不公”“
严惩不良教师”“
肃清资产阶级思想在教育领域的影响”等等，各种各样的口号不一而足。
闫埠贵，头上还被硬生生扣了顶纸糊的帽子，上面用醒目的大字写着“落后分子”。那帽子的形状，活像现在马路上的雪糕桶，滑稽又刺眼，戴在闫埠贵头上，显得格外突兀。
此刻，南锣鼓巷95号院的大门口，已然被围得水泄不通。
就连刘海中都由二大妈搀扶着，也凑了过来。
周边94号院、93号院等南锣鼓巷的居民们，刚吃完晚饭，听闻动静，纷纷赶来围观，那场面，就跟如今五一假期热门景点一般热闹，人群挤挤挨挨，密不透风。
闫埠贵被居委会特意叫来的几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架着放到了一张八仙桌上。
此时的闫埠贵，早已羞得无地自容，恨不能找条地缝钻进去。
想他闫埠贵在南锣鼓巷这片儿，那也是相当有名气的。
工作出色，家庭教育也还算有方，家庭和睦，还当着街道联络员，在这一片区域，怎么也算个出类拔萃的人物。
可如今呢，头上顶着个批斗帽，像个被展览的猴子一样，站在桌上，任由众人指指点点。他羞愧得脑袋恨不得直接埋进胸腔里，整个人缩成一团，往日的风光早已荡然无存。
“大伙静一静！”刘红艳手持用铁皮卷成的扩音器，扯着嗓子大声喊道。
她努力招呼着大家别再说话，过了好一会儿，众人这才陆陆续续安静下来。
见场面稍稳，刘红艳清了清嗓子，说道：“今天，我们交道口街道办和南锣鼓巷居委会联合行动，要对闫埠贵进行批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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