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乐摇头。
“非是边患，非是饥荒，甚至非是贪腐本身。”陈恪缓缓道，“而是这‘天高皇帝远’，是这中央政令出了紫禁城，便如同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
“陛下在精舍一道圣旨，字字千钧。到了内阁，可能被斟酌损益；到了六部，可能被解读执行；到了省府，可能被变通调整；到了州县，可能就只剩一纸空文，或成了胥吏乡绅鱼肉百姓的新借口。”
“海刚峰有钦差之权，有浩然正气，可以杀几个贪官，吓退一批宵小。但他杀不尽这天下所有‘等因奉此’的胥吏，吓不退所有‘揣摩上意’的官员，更改变不了这千百年来形成的‘无官不贪，无吏不滑’的官场生态。除非……”
“除非什么？”常乐追问。
“除非陛下有汉武帝那般乾坤独断、凿穿一切的意志，愿意支付巨大的代价，从上到下彻底洗牌，并且能找到一个足以替代现有官僚体系的高效廉洁的新系统。”陈恪嘴角勾起一丝无奈的弧度，“显然，当今圣上，并无此意。他老人家要的是平衡，是稳定，是修道长生，是皇权永固。只要下面的乱子不闹到御前，不威胁他的统治，些许‘损耗’，他是可以默许的。这，才是问题的根源。”
他想起自己在浙江推行漕粮改银时的遭遇，若非嘉靖最终出于自身财政需要而点头，并让他借了锦衣卫的刀，光靠道理，同样寸步难行。
“那…海大人此行，岂非徒劳？”常乐眼中露出一丝不忍。
“不，并非徒劳。”陈恪摇头，眼神锐利起来，“刚峰兄此行，如同一次精准的‘活检’，他用他的刚直和钦差身份，将这官僚体系最深层的腐肉和最顽固的阻力，清晰地暴露了出来。他遇到的每一个推诿、每一份假账、每一次阳奉阴违，都是这庞大帝国肌体坏死的明证。”
“这些，他都会详细记录，写成奏疏。以他的性子，绝不会粉饰太平。他会将最血淋淋的事实，用最直白的方式，呈送到御前。”
陈恪的声音低沉下去，带着一种洞悉未来的期待与凝重：“陛下可以默许体系性的腐败，可以容忍程序性的损耗，但他绝不能容忍……有人如此清晰地告诉他，他的江山、他的子民正在被怎样蛀空，而他的政令是如何被当成废纸！尤其不能容忍的是，这种‘告知’是如此的公开，如此的无法反驳，带着血泪和尸骨的味道！”
“海刚峰，他不仅仅是个清官，他是个……镜子。”陈恪缓缓道，“一面能照出皇帝不想看到的真相的镜子。而这面镜子，现在正被他自己派往了最肮脏、最黑暗的地方。”
“夫君的意思是……”常乐似乎明白了什么。
“我在等。”陈恪目光灼灼，仿佛穿透了重重宫墙，看到了西苑精舍，“我在等海刚峰的奏疏，等那面镜子映照出的、血淋淋的真相被狠狠摔在陛下面前。我在等陛下那……不得不面对的震怒，以及震怒之后，那或许仅有的一丝、被触动的、关于‘变革’的可能。”
陈恪不再言语，只是轻轻握紧了妻子的手。
陈恪看得比海瑞更透彻。
大明王朝的统治，本质上是一种“低成本”的治理。
中央权力无法真正渗透到县以下的基层，必须依赖胥吏、乡绅、宗族等地方势力进行代理。
这就必然导致皇权与绅权的共治，也必然产生大量的灰色地带和潜规则。
海瑞想用绝对的“律法”和“道德”去净化这一切，无异于想用一把直尺去丈量流水的形状，注定徒劳无功。
问题的根子，不在陕西，不在地方，而在精舍里那位。
嘉靖皇帝，才是这一切的症结所在。
他需要这套系统来维持统治，却又厌恶系统的低效和贪腐；他默许甚至纵容潜规则的存在，因为这是维持系统运转的必要成本；但当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引发民怨或危机时，他又会抛出几个替罪羊来平息怒火，却从不触动根本。
海瑞在陕西遇到的困境，归根结底是嘉靖意志的模糊和摇摆。
嘉靖需要海瑞这把刀去砍人，去彰显皇恩浩荡，去稳定局面；但嘉靖绝不会允许海瑞这把刀砍向支撑皇权统治的根基——那个由无数官吏、士绅构成的利益共同体。
一旦海瑞的举动威胁到这个共同体的稳定，嘉靖会毫不犹豫地收刀入鞘，甚至可能将刀折断。
陛下要用的，海瑞扳不倒；陛下不用的，海瑞也保不了。
陈恪深刻认识到这个冷酷的现实。
这并不意味着陈恪被驯服，而是对权力本质的清醒认知。
他陈恪隐忍多年，积累权势，不是为了像海瑞那样凭一腔热血去撞南墙，那样做除了博得一个悲壮的名声，于国于民并无实质益处，反而会让自己来之不易的布局毁于一旦，辜负了穿越而来的使命和可能改变历史的契机。
然而，陈恪的眼神并未变得灰暗，反而闪过一丝锐利的光芒。
海瑞的困境，恰恰印证了他一直以来的判断——不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任何改革都是隔靴搔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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