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岁入主要依赖田赋，商业税征收体系落后且腐败，难以有效开发新兴的工商业潜力。
嘉靖皇帝自己，早年虽有“大礼议”之争的锐气，但中年以后长期沉迷斋醮，疏于朝政，将国事委于内阁，虽凭借高超的政治手腕操纵朝局平衡，暂保皇权无虞，却也使得官僚系统的腐败和低效愈演愈烈。
这种体制性的困境，绝非罢黜几个严嵩、启用几个徐阶就能解决的。
这便如同一个垂暮的病人，仅靠汤药勉力维持，若不施以猛药，甚至动刀割除腐肉，终将油尽灯枯。
历朝历代末世景象，在当时的大明身上已初现端倪。
正是在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背景下，陈恪这个“异数”的出现，以及他所推行的那套离经叛道的“新政”，才显得如此珍贵，甚至可以说是嘉靖眼中唯一能拯救大明于水火的“救命稻草”。
陈恪的路线，核心在于“开源”而非“节流”，在于“向外拓展”而非“向内紧缩”。
他力主“开海”，并非简单重复郑和下西洋的朝贡贸易旧梦，而是建立在全新的经济逻辑之上：通过设立市舶司，规范管理海上贸易，收取巨额关税；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海外贸易与沿海工坊建设，发展手工业；在海外获取关键资源，以白银输入缓解国内“银荒”，刺激经济；建立新式军队，装备先进火器，采用新式训练方法，以应对海防需求并提升军队战斗力。
这一系列举措，在陈恪经营上海期间，已初见成效：上海从一个小渔村迅速崛起为“东方明珠”，市舶税收成为国库和内帑的重要财源，新军在对抗倭寇和鞑靼的战争中证明了其价值。
这一切，都让深居西苑的嘉靖皇帝看到了希望——一条不依赖于向农民加派赋税、却能充盈国库、强兵富国的可行路径。
这份蓝图，相较于徐阶等清流所倡导的、主要着眼于整顿吏治、裁汰冗员的传统改革方案，无疑更具操作性，见效也更快。
更重要的是，开海新政所带来的财富增量，大部分掌控在皇帝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体系内，而非被传统的土地士绅所垄断，这极大地增强了皇权的经济基础。
嘉靖之所以如此看重陈恪，甚至容忍其诸多“僭越”之举，根本原因在于，他清醒地认识到，陈恪之路，是重塑大明财政、军事根基，延续国祚的唯一现实选择。
这并非他对陈恪个人有多偏爱，而是冷酷的帝王理性计算后的结果。
然而，帝王心术，深不可测。
嘉靖一方面全力支持陈恪的新政，另一方面，却也对其个人影响力的急剧膨胀充满了警惕与忌惮。
陈恪屡立奇功，从十九岁初入仕到开海练兵，在东南一手打造了上海这个独立王国般的财赋重地和军事基地。
他这杆旗帜下聚集了徐渭、李春芳、胡宗宪、戚继光、俞大猷等一大批能臣干将，形成了强大的“陈党”势力。
在嘉靖看来，这固然是推行新政所必需，但功高震主，尾大不掉，乃是帝王大忌。
嘉靖自己便是以藩王入继大统，对权力旁落有着本能的恐惧。
他绝不希望大明出现一个手眼通天的人物，更不希望新政的成果最终打上过于浓厚的“陈氏”烙印，那样即便新政成功，大明也不过是换了个主人，皇权依旧面临威胁。
因此，嘉靖对陈恪的任用，充满了高超的制衡艺术。
他将陈恪明升暗降，调离其经营多年的上海基地，召回京城担任闲职，正是为了“削藩”。
他需要陈恪的才能和蓝图，却不需要一个权势过盛的“权臣”。
他希望将新政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使其成为“皇权新政”，而非“权臣新政”。
这才是嘉靖帝最真实的内心想法：利用陈恪这把利剑，斩开旧利益集团的重重罗网，为大明劈出一条生路，但握剑的手，必须且只能是他自己。
一旦剑刃过于锋利，可能伤及持剑人，就必须加以约束和打磨。
而要实现陈恪的战略蓝图，最大的障碍，却非陈恪本人，而是以徐阶为代表的整个传统士大夫文官集团。
这个集团盘根错节，势力遍布朝野，他们的利益基础是土地，他们的意识形态是保守的理学，他们的政治理想是“皇帝垂拱而治，士大夫共治天下”。
陈恪的开海新政，严重触犯了他们的利益：海贸兴起冲击了内陆地主经济；新式工坊吸纳流民，减少了可供剥削的佃农；市舶司等新机构瓜分了原本由他们及其代理人把持的税收权力；新军的崛起威胁了旧有卫所武将集团的势力；更重要的是，新政所代表的务实、功利、重商的风气，与他们所秉持的道德文章、重农抑商的价值观格格不入。
徐阶作为这个集团在朝中的最高代表，其看似温和实则顽固的立场，决定了他是嘉靖推行新政路线必须拔除的钉子。
然而，徐阶树大根深，门生故旧遍布天下，直接罢黜，必然引起朝局剧烈动荡，甚至可能引发江南士绅的离心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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