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华殿内。
当高拱、赵贞吉以及其他几位被紧急召来的阁臣、尚书们鱼贯而入时，明显感觉到殿内的气氛与往日截然不同。
皇帝朱载坖端坐御座，脸上带着压抑不住的喜色，眉宇间的阴郁一扫而空，甚至显得有些容光焕发。御案上，赫然摊开放着那份厚厚的捷报文书。
“诸卿平身，看座。”朱载坖的声音都比平日清亮了许多，他示意冯保将捷报的抄本分发给几位重臣，“你们都看看，靖海侯陈恪，自南洋递来的捷报！我王师，大获全胜！”
高拱心中微微一沉，但面上不动声色，恭敬地接过抄本，迅速浏览起来。
赵贞吉等人也纷纷低头细看。
一时间，殿内只剩下纸张翻动的窸窣声和逐渐变得粗重的呼吸声。
震撼是毋庸置疑的。
尽管早有心理准备，知道陈恪用兵往往出人意表，但当“直捣巴达维亚”、“荷兰舰队全军覆没”、“南洋诸番纳款输诚”这些字眼真切地映入眼帘时，所带来的冲击力依旧无比强烈。
这已不是简单的解围或击退，这是一场战略层面上的完胜，一场足以改变东亚南洋格局的决定性胜利。
赵贞吉看完，长长舒了一口气，一直紧锁的眉头第一次彻底舒展开来，甚至眼底掠过一丝如释重负的轻松。
他是户部尚书，这几个月最清楚朝廷为了支撑东南战事，国库是如何的捉襟见肘，漕粮折银、挪用户部存银、甚至预征商税，种种手段用尽，仍是左支右绌，拆东墙补西墙。
他和高拱为此不知吵了多少架，顶住了多少清流言官“不与民争利”的攻讦。
如今，战事结束，而且是以如此辉煌的方式结束，意味着那吞噬银子的无底洞，终于可以填上了！
滔天的军费压力，可以暂缓，甚至逐步消化。
这对他这位管家婆般的户部尚书来说，实实在在是个天大的好消息。
他几乎要忍不住抚掌称庆。
“陛下！”赵贞吉率先出列，声音因激动而有些发颤，但更多的是务实的喜悦，“靖海侯此功，实乃彪炳史册，旷古烁今！一举廓清海氛，震慑诸夷，更解我朝廷东南之困，财政之厄！臣为陛下贺！为大明贺！侯爷麾下将士用命，亦当重赏，以酬其功，以励后来！”
其他几位大臣也纷纷附和，颂扬天子圣明，将士忠勇，一时间殿内充满了喜庆的气氛。
然而，高拱却并未完全沉浸在这喜悦之中。
他捧着那份抄本，目光看似落在文字上，心神却已飘远。
捷报的内容无可指摘，大胜更是实实在在，于国于君于他这位首辅，都有大利。
陈恪是他昔日的盟友，更是皇帝此刻最为倚重的“救星”。
于公于私，他都应该高兴，应该全力支持封赏。
但一种莫名的、源自数十年宦海沉浮历练出的直觉，却让他心底泛起一丝细微的不安。
这份捷报，以及捷报背后所代表的陈恪此次南洋之行的整个过程，都让他感觉有些……不同。
过去的陈恪，也善用奇谋，也敢于行险，但总归是在一个相对可理解的框架内，其目标明确，手段虽奇，逻辑可循。
无论是开海、平倭、征琉球、经营上海，虽然常常打破常规，但核心是“建设”，，带着一种属于他个人的务实风格。
但这次……从强行集结全军、放任沿海被袭、不顾朝议远征万里，到以残酷手段摧毁巴达维亚、逼降敌酋、驻留南洋宣威索贡……这一系列举动，环环相扣，冷静、高效，甚至透着一股刻意为之的、不容置疑的霸道与冷酷。
尤其是那份关于处理荷兰战俘和逼降的简短描述，以及“宣谕诸番”背后隐含的强权逻辑，让高拱隐约嗅到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气息。
那是一种更接近纯粹权力政治的气息，一种属于征服者和秩序制定者的铁腕。
陈恪似乎不再仅仅满足于解决问题、开拓事业，他更像是在借这场胜利，在重新定义大明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树立一种全新的、以大明绝对武力为后盾的权威模式。
这种模式，与儒家传统的“怀柔远人”、“厚往薄来”的朝贡理念，已有显着不同。
更重要的是，经此一役，陈恪的声望、权柄、功绩，将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巅峰。
一个拥有如此不世之功、深得帝心、手握重兵、且行事风格愈发难以揣度、手段愈发强硬的勋臣统帅，回到朝堂，将会带来怎样的变数？
皇帝此刻的兴奋，赵贞吉等人的务实欢庆，他都理解，也分享。
但作为首辅，作为帝国的实际行政首脑，他不能只看眼前胜仗的喜悦，必须看得更远，想得更深。
陈恪的“不同”，或许正是源于这场远征的洗礼，或许预示着其未来道路的转向。
这转变对大明是福是祸，尚未可知。
然而，所有这些思虑，在此时此刻，都不能表露分毫。
皇帝正在兴头上，此战于国于民确有大功，泼冷水是愚蠢的，质疑功臣更是自取其辱，甚至可能被皇帝视为嫉贤妒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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