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点钟，雨越下越大，山间响起了轰轰的雷声。一位路过的村民见状，连忙招呼我们去他家里避雨。那是间简陋的砖房，墙上挂着几张泛黄的奖状，“三好学生”的字样已经模糊。村民泡了壶浓茶，茶叶在粗瓷碗里打着转：“台湾村离这儿还有十里路，你们这样去不行，等雨小点，我骑摩托带你们去。”
六、台湾村的黄昏：希望的碎片
四点四十分，雨势稍减。我们跟着村民的摩托，在泥泞的山路上颠簸前行。台湾村的新房整齐排列，外墙刷着统一的米黄色，却少了些烟火气。村口的公告栏上，“庆祝畲族三月三”的海报被风吹得哗哗作响。
我们敲开了第一户雷姓人家的门。开门的是个年轻姑娘，抱着个几个月大的婴儿：“雷兴发？没听说过，我们家这辈都是‘振’字辈。”接着又敲了几户，得到的回答都是“不认识”“可能搬去县城了”。
三叔公站在村道上，看着远处渐渐暗下来的山峰，突然蹲在地上，双手捂住了脸。堂弟轻轻拍着他的背，却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的鞋已经湿透，泥浆渗进袜子里，凉凉的，像小时候在溪边玩水时的感觉。
五点钟，我们决定返程。车子驶上社口高速时，天边出现了一道微弱的彩虹。三叔公靠在座位上，闭着眼睛，手里还攥着那块从旧村捡来的石碑碎片。手机突然有了信号，弹出母亲的消息：“到家了吗？锅里留了饭。”
七、夜归：月光里的未竟之事
晚上七点，车子开进苗田镇。路灯已经亮起，夜市的香气飘来，炒粉干的滋滋声和摊主的叫卖声交织在一起。家里的灯还亮着，母亲站在门口张望，围裙上还沾着面粉。
饭桌上，三叔公把石碑碎片放在族谱旁边，叹了口气：“虽然没找到人，但至少知道祖宗姓雷，也算有个交代。”父亲给他斟了杯酒：“寻亲这事，急不得，慢慢来。”窗外，月亮已经升起来了，今晚是农历十六，月光格外明亮。
我打开笔记本，记下今天的见闻。墨迹在纸页上晕开，像山里的云雾。或许寻亲就像一场漫长的跋涉，重要的不是终点，而是路上的风景和同行的人。那些未说完的故事，未解开的谜团，终将在某个清晨或黄昏，迎来属于它们的答案。
夜很深了，窗外的虫鸣声此起彼伏。我摸着口袋里的茶叶蛋，已经凉了，但蛋壳上母亲系的红绳还带着体温。有些事，大概就像这红绳一样，无论走多远，都牵着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八、深夜的族谱：烛光里的另一个世界
夜深人静时，我抱着族谱钻进三叔公的书房。老式台灯在泛黄的纸页上投下一圈暖光，虫蛀的痕迹像星星般散布在“迁徙录”章节。三叔公戴着放大镜，突然指着光绪二十三年的记载：“你看，这里写着‘雷氏有女嫁钟氏’，原来早年畲族通婚，姓氏会随母系传承。”
烛光突然晃了晃，窗外掠过一只夜鸟。三叔公从抽屉里拿出个布包，里面是几张泛黄的信纸：“这是你曾祖父当年写的寻亲笔记，1947年他徒步去福建，走到古田就病了，路费都用来买药……”字迹在煤油味中若隐若现，“坑源”“雷家岙”等字眼反复出现，像一串未完成的密码。
九、凌晨三点的电话：来自山那边的声音
凌晨三点，堂弟的手机突然响了。听筒里传来模糊的方言，夹杂着狗吠声。“是台湾村的老雷！”堂弟突然坐起来，“他说记得有个亲戚早年去了浙江，小名‘发仔’，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三叔公颤抖着摸出老花镜，在纸上记下电话号码。窗外，启明星正在东方闪烁，像谁不小心打翻的灯油。我看着族谱上“钟雷同宗”的批注，突然想起白天在茶叶园遇到的阿婆，她采茶时哼的畲歌里，“雷”和“钟”的发音竟有些相似。
十、再出发：带着新的线索上路
清晨五点，我们又一次踏上征程。雾气比昨天更浓，车灯切开晨雾时，仿佛在穿越一条乳白色的河流。三叔公怀里抱着曾祖父的寻亲笔记，笔记本里夹着半片茶叶，是昨天在茶园捡到的，叶脉清晰如族谱上的脉络。
台湾村的老雷站在村口等我们，他穿着藏青色的对襟衫，腰间系着牛皮带，像从旧照片里走出来的人。“发仔啊，”他用拐杖敲着地面，“当年跟着伐木队去了浙江，后来就没了音讯。听说在那边成了家，改姓钟……”
十一、茶山深处：终于听见熟悉的乡音
在老雷的带领下，我们往茶山更深处走去。露水打湿了裤脚，茶树间的蛛网沾着细碎的雾气。转过一个山坳，突然传来一阵咳嗽声——一位老人坐在石头上，正在抽旱烟。
“阿发！”老雷喊了一声。老人抬起头，脸上的皱纹让我想起旧村那位编簸箕的老人。三叔公突然冲过去，从口袋里掏出照片：“您还记得三年前去过浙江苗田镇吗？”
老人盯着照片，手指开始发抖。旱烟掉在地上，腾起一小团烟雾。“记得，”他用浓重的畲语说，“当时不敢留电话，怕给你们添麻烦……”原来，他本名雷兴发，当年因家族矛盾离家，改用母姓钟，三年前寻亲时顾虑重重，才没留下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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