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錡留下三万精锐与新练的蕃汉兵马，封曲端为“北庭大都护”，负责伊犁河谷及楚河防务，封赵立为“安西大都护”，总揽高昌至玉龙杰赤军政，部分西征军将领分驻要隘。
自己则亲率主力大军五万，携西域诸国使臣、贡品、战利，浩浩荡荡，启程东归。
车驾行至玉门关，正值深秋。
关城已修缮一新，城头“华夏”大旗在朔风中猎猎作响。
刘錡登上关楼，西望是苍茫沙碛与依稀雪山，东望是渐染秋色的河西走廊。
范烨侍立一旁，轻声道：“陛下离京已近三载。”
“三载……”刘錡抚摸着冰凉的城墙砖石，“西域初定，然东方故土，音书阻隔，不知又是何等光景了。”
他并非杞人忧天。
东归途中，来自中原的密报终于能更顺畅地传递到他手中，拼凑出的图景，已然大变。
就在刘錡于西域鏖战的这一年多里，金国发生了剧变。
皇帝完颜亶（金熙宗）晚年酗酒暴虐，猜忌宗室。
去年末，权臣海陵王完颜亮联合驸马唐括辩等人发动宫变，弑君篡位，改元“天德”。
完颜亮此人，雄才阴鸷，野心极大，且对汉文化极为倾慕又极度扭曲。
他甫一登基，便力排众议，决定将金国都城从偏处东北的上京会宁府，迁往前辽的燕京，并改燕京为“中都”。
此议震动金国上下，旧贵族的反对声浪不小。
迁都工程浩大，完颜亮正以铁腕推行，同时大规模征调民夫，加强军备，其志显然不止于固守北国。
有密报称，完颜亮曾在宫中悬挂《混一六合图》，常自比秦始皇、隋炀帝，对江南富庶念念不忘，曾放言：“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
而南宋方面，秦桧已于去年八月病亡。
其死前虽仍大权在握，但赵构对其长期专权亦渐生忌惮。
秦桧死后，朝局出现微妙松动。
一直被压制的“主战派”残余力量，如张浚、胡铨等人，开始小心翼翼发出声音。
而更值得关注的是赵宋军方的变化。
当年岳飞的部将牛皋，在鄂州等地仍掌部分兵权；后起之秀如虞允文等已崭露头角。
赵构虽无北伐雄心，但对金国新君完颜亮的躁动极为不安，沿江防务有所加强。
同时，关于“关中刘氏”平定西域的消息，也通过各种渠道传入临安，引起了复杂的反响，既有人警惕，也有人在暗中期待这股力量能牵制金国。
蒙古高原的情报相对模糊，但草原上的风声也透过商旅和边民传来。
合不勒汗领导的蒙古部（蒙兀室韦）在斡难河流域崛起，曾击败过塔塔儿部，甚至一度引得金国出兵干预，后又归附。
合不勒汗死后，其子俺巴孩继位，与塔塔儿部、金国关系错综复杂。
草原群雄并起，克烈部、乃蛮部、蔑儿乞部争战不休。
刘錡看着这些情报，尤其是关于完颜亮迁都燕京、虎视江南的部分，眉头紧锁。
他问曹镇：“完颜亮迁都，工程进展如何？民心如何？”
“回陛下，据潜入中都的细作报，迁都令下，女真旧贵族怨声载道，河北、燕云汉民苦于徭役，疲敝不堪。”
“但完颜亮手段狠辣，镇压了几起宗室反对势力，强行推进。中都宫室正在大肆营建，耗费无算。其练兵亦急，似有南窥之意，但……”
曹镇顿了顿，“其内部不稳，兵马调动频繁，此时组织大规模南征，恐力有未逮。”
刘錡沉吟：“他需要时间整合内部，消化燕京。但此人既敢弑君迁都，便是个不甘寂寞的枭雄。江南……他迟早会去碰。”
他转向范烨，“我军新定西域，将士疲惫，急需休整，关中、陇右民生亦需恢复。未来两三年，恐是我朝积蓄力量的关键时期。东线，不宜有大动，但必须让完颜亮知道，朕，看着他呢。”
镇朔四年十一月初，经过一年多的长途跋涉，大军终于抵达长安。
留守的大皇子刘曦率文武百官，郊迎三十里。长安城万人空巷，争睹平定西域归来的皇帝与百战雄师。
凯旋大典极尽隆重，西域珍宝、奇兽、俘虏在朱雀大街陈列，彰显赫赫武功。
刘錡于太极宫大宴群臣，封赏西征将士，加官进爵，留守官吏亦有嘉奖。
然而，盛典之下，暗流已生。
大皇子刘曦监国近两年，身边已然聚集起一批东宫属官与新晋文臣，与刘錡西征带走的旧将勋臣系统，隐隐有了分野。
朝会上，开始有文官委婉奏请“西域既平，当与民休息，止戈重农”，潜台词是放缓军事扩张，重心内转。
而军中将领，尤其是一些参与西征的中下级军官，则渴望凭借军功获得更多土地、赏赐和晋升机会，对“止戈”之议不以为然。
刘錡对此心知肚明，早有准备，他需要平衡。
回到长安的次日，他颁布了一系列政令：
设置“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确立西域军政管理体系，规定驻军实行“三成轮戍制”，减轻关中压力，也让更多军队有机会获得西域战功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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