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月3日，江城武汉的积水尚未退尽，青石板路上泛着冷光。雷宜雨踩着永久牌二八大杠，后座绑着母亲缝制的蓝布口袋——里面装着堂屋木箱里的全部积蓄：37元8角毛票，和一张1988年50元面值的国库券样张。
汉正街的早市刚刚开张，供销社门口排着长队，人们攥着皱巴巴的“工业券”，争抢新到的“飞跃牌”胶鞋。雷宜雨的目光却锁定了民众乐园侧门——那座青铜貔貅雕像的嘴里，正衔着一枚被雨水冲刷得发亮的铜钱。
“前世1993年，这里挖出的战国编钟让武汉博物馆花了280万收购（真实事件（1978年）改编）。”他摸了摸裤兜里湿透的《长江日报》，头条《国企改制试点启动》的油墨已晕染成片，但那个红笔圈出的日期依然刺目：1990年1月1日，他重生的日子。
“后生，别碰公家东西！”穿褪色蓝布衫的老赵头从门房探出头，左臂“门卫”红袖章已洗得发白。雷宜雨数出五张第三套人民币一元纸币——印着女拖拉机手的钞票还带着母亲缝纫时沾染的棉线味。
老赵头的喉结滚动了一下。1990年，武汉热干面才三毛一碗，五块钱够他喝十天“黄鹤楼”散装白酒。
“仓库钥匙可以借，但得等稽查科老周去江汉路吃午饭。”他压低声音，“里头有些‘特殊物资’……”
雷宜雨嘴角微扬。他当然知道所谓“特殊物资”是什么——汉正街最大的国库券黑市，就藏在这间挂着“民众乐园道具仓库”牌子的破屋里。
回到母亲身边时，雷宜雨发现她正盯着路边一个卖冰棍的小贩出神。那小贩约莫二十出头，皮肤黝黑，推着辆锈迹斑斑的永久二八杠自行车，后座上绑着个刷了白漆的木箱。
“妈，您想吃冰棍？“雷宜雨问道。
母亲摇摇头：“不是...那小伙子卖的冰棍包装纸，是我上个月接的活计。“她指着木箱上“二厂汽水“几个褪色的红字，“一晚上缝五百个袋子，工钱才一块五...“
雷宜雨眼神一暗。他大步走向小贩：“哥们，冰棍怎么卖？“
“奶油的一毛，豆沙的两毛。“小贩擦了把汗，露出憨厚的笑容，“要几根？“
“全要了。“
“啥？“小贩瞪大眼睛，“我这箱子里可有百来根呢！“
雷宜雨直接从布包里掏出二十块钱：“连箱子一起买。不过我有个条件——你得帮我干点活。“
小贩盯着那张大团结，咽了口唾沫：“犯法的事我可不干...“
“放心，正经买卖。“雷宜雨指了指民众乐园，“我叫雷宜雨，你呢？“
“张建军，街坊都叫我大建。“小贩挠挠头，“你真要全买？“
雷宜雨把钱塞进他手里：“今晚七点，带着你的自行车来民众乐园侧门找我。对了，认识会修车的人吗？“
大建想了想：“巷子口老吴修车手艺不错，就是爱喝酒...“
“把他一起叫来。“雷宜雨拎起冰棍箱，“妈，咱们分给街坊们吃吧。“
母亲欲言又止，最终还是叹了口气，跟着儿子走向他们居住的那片低矮平房区。
......
夜幕降临，民众乐园的霓虹灯在潮湿的空气中晕开一片模糊的光晕。雷宜雨独自站在青铜貔貅雕像下，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裤兜里的那张《经济学基础》折叠页——那是他前世在汉正街起家的“圣经“。
“雷...雷哥？“一个怯生生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雷宜雨转身，看见大建推着自行车站在那里，身边跟着个五十来岁的精瘦老头。老头手里拎着个帆布工具包，浑身散发着劣质白酒的味道。
“这位就是老吴？“雷宜雨问道。
老吴打了个酒嗝，眯着眼打量雷宜雨：“小子，大建说你给钱大方？先说好，改装车犯法的事我可不...“
“二十块，就看看车。“雷宜雨直接掏出两张十元纸币。
老吴的酒瞬间醒了一半，一把抓过钱塞进内衣口袋：“你说改啥就改啥！“
这时，老赵头鬼鬼祟祟地从侧门探出头来：“快进来！巡逻的刚过去。“
雷宜雨示意两人跟上，三人悄无声息地溜进了民众乐园的后院。月光下，一排排破旧的仓库像沉默的巨兽般蹲伏着。老赵头带着他们来到最角落的一间，铁门上的锁已经锈得看不出本色。
“就这儿。“老赵头费力地拧开锁，“先说好，出了事可别扯上我...“
推开生锈的铁门，霉味混着“大前门”烟味扑面而来。八个穿喇叭裤的年轻人围着一盏煤油灯清点成捆的票据，桌上摆着两瓶“行吟阁”啤酒和半只“曹祥泰”绿豆糕。
“1988年50元面值，安徽贴现率35%，上海只要30%。”雷宜雨的声音让所有人僵住。黑市头目周瘸子的枣木拐杖“咚”地杵在地上，露出人造革假肢——那是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留下的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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