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4月17日，凌晨三点。
长江的雾气裹着柴油味渗进民众乐园仓库，铁皮屋顶漏下的月光在积水里晃成碎银。雷宜雨蹲在摞满的确良衬衫的木箱上，指尖捏着一张被江水泡发的银行捆钞纸。纸边卷曲如败叶，蓝墨水在潮气中晕染开，像洇血的纱布。
“雷哥，这烂纸片比汉正街的臭鱼还腥。”大建用麻绳捆扎着刚从沉船捞出的衬衫，突然扯出一声布帛撕裂的脆响——半截衬衫袖口里，簌簌抖落出更多泛蓝的纸片。
煤油灯“啪”地爆了个灯花。
雷宜雨突然按住其中一张，油灯光穿透纸背，映出蛛网般的纤维纹路。纹路间浮着串幽灵般的数字：鄂A-1990-03-15。
“老吴。”他声音比江雾还冷，“把自行车铃铛拆了。”
墙角修车的老吴僵住扳手：“啊？”
“换成能装三斤蓝墨水的铁皮箱。”雷宜雨用指甲刮过编码，指缝立刻染上幽蓝，“周瘸子喝进去的黑心钱，该吐出来了。”
——三天前，阿彪从长江水匪的老巢带回一摞被水泡烂的捆钞纸，混在劫来的的确良衬衫里。没人当回事，但雷宜雨一眼就认出了这蓝色油墨的特别之处：1990年的国库券运输，用的正是同款防伪捆扎纸。
前世2035年的金融档案记载，这一年央行调整国库券发行流程，各地银行的兑付时间存在3-5天的区域差。而捆钞纸上的编码，恰好暴露了武汉分行的国库券押运规律——每周三上午九点，从江汉路金库出发，经中山大道转运至各储蓄所。
“大建，去邮局借辆摩托车。”雷宜雨突然起身，将捆钞纸折好塞进衬衫口袋，“老吴，把咱们的自行车后座全拆了，换成带锁的铁皮箱。”
大建一愣：“雷哥，你要干啥？”
“搞个流动银行。”
汉正街23号档口后院，雷宜雨用红蓝铅笔在《长江日报》边栏画了张简易地图。
十个红圈标记着武汉三镇的储蓄所，蓝线串联成一条曲折的路径——正是国库券押运车的常规路线。而每个红圈旁，都标注着一组数字：“88年券贴现率5.4%”“89年券黑市溢价12%”……
“从明天开始，咱们的物流队分成三组。”雷宜雨敲了敲地图，“一组盯江汉路金库，记录运钞车出发时间；二组骑摩托车跟踪，摸清每个储蓄所的卸货量；三组在汉正街摆摊，用‘信用代购’的名义收国库券。”
老吴挠头：“可咱们没金融牌照啊，这么干会不会……”
“不碰现金，只做信息中介。”雷宜雨从抽屉里掏出一叠油印传单，最上方印着“雷氏便民兑付点”七个大字，底下是一排小字：“凭本券可兑换汉正街紧俏商品，手续费全免”。
大建瞪大眼睛：“这不就是变相倒卖国库券？”
“错。”雷宜雨轻笑，“这叫‘便民服务’——老百姓急着用钱，银行兑付要排队三天，咱们当场垫付，收点‘跑腿费’不过分吧？”
正说着，仓库门被推开，苏晚晴抱着一摞账本走进来，马尾辫上还沾着武大图书馆的灰尘。
“你要的数据。”她将账本拍在木箱上，翻开其中一页，“武汉各储蓄所过去半年的国库券兑付记录——江汉路支行每周三下午三点必然断货，而青山储蓄所永远囤积过量，至少存在20%的区域价差。”
雷宜雨挑眉。这姑娘比他预想的更敏锐。
苏晚晴推了推眼镜，突然指向地图上的一个蓝圈：“但你们漏了最关键的点。”
她的指尖落在“武汉关码头”——那里既不是银行也不是储蓄所，而是长江航运公司的货运站。
“航运公司财务科每月15号发工资，用的全是国库券抵现。”她冷笑，“工人不懂贴现，通常八折卖给黄牛——而黄牛头子，正是周瘸子的表弟。”
仓库里骤然安静。
雷宜雨眯起眼。周瘸子虽然折在防汛沙袋一战，但他的残余势力像蟑螂一样顽强，如今竟卡住了国库券的底层渠道。
“那就换个玩法。”他抓起桌上的蓝色捆钞纸，轻轻一撕，“咱们不跟黄牛抢散户，直接端掉上游。”
次日正午，武汉关码头。
雷宜雨穿着邮局制服，靠在生锈的缆桩旁。不远处，航运公司的财务科正排着长队，工人们挨个签字，领到的却不是现金，而是一张张盖着红章的国库券。
“同志，能换钱不？”一个满身机油的老工人拦住他，手里攥着三张88年国库券，“家里娃病了，等不及银行兑付……”
雷宜雨接过券，指尖在券面编码上摩挲——“鄂A-88-Ⅳ”，正是最抢手的绝版券，黑市溢价高达15%。
“按面值九折，现在就能拿钱。”他压低声音，从邮包里摸出三张“雷氏代金券”，“凭这个去汉正街23号，随时兑现金。”
老工人犹豫片刻，终于咬牙成交。
雷宜雨刚收起国库券，肩膀突然被人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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