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秉文接过县令大印，完成了形式上的交接，然而心中的不安却丝毫未减。他坐在主位上，翻阅着秦朗命人呈上的账簿和文卷，越看眉头皱得越紧。账目清晰得不可思议，钱粮、赋税、户籍、田亩，乃至县衙各项开支，都记载得一清二楚，没有一丝错漏。这让他作为一名恪守规矩的官员感到震惊，因为他深知大晋各地的官府账目，多半是笔糊涂账，能做到如此清明的，简直是凤毛麟凤。
然而，震惊之余，更大的疑惑和不满涌上心头。这些账目所反映的，是平安县城一套完全异于朝廷定例的治理模式。
“秦先生，这县中税赋，为何如此低廉？”赵秉文放下账簿，指着其中一页问道，“商铺、田亩之税，竟不及他县三成，长此以往，朝廷赋税何来？”
秦朗站在一旁，不卑不亢地答道：“回赵大人，平安县城经历战火，百废待兴。草民以为，与其涸泽而渔，不如休养生息。降低税赋，可让百姓有余力耕种，商贾有胆量经营。待县中物阜民丰，百姓自会安居乐业。且县衙开支，主要由县中公营作坊与矿山收益支撑，无需过多仰赖税赋。”
赵秉文听得心中一滞。公营作坊和矿山收益补足县衙开支？这简直是闻所未闻。大晋朝廷的县衙，主要收入便是赋税，公营产业通常是为朝廷提供物资，而非直接支撑地方县衙。这种模式，看似新颖，实则完全脱离了朝廷的掌控。
“私设公营产业，这……这与朝廷律法不符！”赵秉文语气严肃了几分。
秦朗脸上仍挂着淡淡的笑意：“草民当初为求自保，为求百姓活命，实属权宜之计。如今大人驾临，自可酌情处置，若觉不妥，尽可取消。”
他这话说得滴水不漏，将所有责任都推给了“权宜之计”和“为求自保”，又将处置权交给了赵秉文。但赵秉文心中清楚，这些公营作坊和矿山是平安县城如今繁荣的基石，一旦取消，县衙将再无收入，百姓生活也必受影响。届时，他这个新县令，怕是立刻就会失掉民心。
林思远在旁，将两人的对话尽收耳底。他深知秦朗的用意。秦朗并非真的在推卸责任，而是在无声地展示：平安县城如今的安定与繁荣，皆源于他这套“不符常规”的治理体系。赵秉文若想接管，便必须接受这套体系，否则便会寸步难行。
“秦先生，县中百姓对你……似乎异常拥戴。”赵秉文又翻到户籍册，看着上面百姓的籍贯旁，许多都批注着“自愿归附”字样，这更让他感到不解，“这又作何解释？”
秦朗平静道：“周定山逆贼肆虐，许多百姓流离失所，草民见其可怜，便将其收留于平安县城。县城提供土地耕种，提供工坊就业，百姓见我等实心待之，便自愿留了下来。草民以为，民心所向，乃为政之本。百姓安居乐业，自会拥戴父母官。”
这番话，更是直指赵秉文的内心。他身为父母官，自然懂得民心重要的道理。可秦朗所言，却让他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秦朗以实际行动赢得了民心，而他赵秉文，虽是朝廷命官，却并未在百姓心中建立丝毫威信。
接下来的几日，赵秉文试图按照大晋律法，逐一纠正平安县城的“不妥之处”。他想提高税赋，想解散公营作坊，想重新审查户籍，想按照朝廷规矩调动平安卫。
然而，每一次尝试，都像是将一根坚硬的木棍插入棉花之中。
他提高税赋的命令一出，百姓虽不言语，但眼中难掩失落和困惑，县衙门口多了许多请愿的民众。他若不顾民怨，强行征收，必然导致县城动荡。
他想要接管平安卫的兵符和调动权，却发现凌风和洪震南、铁开碑这些首领虽然表面上恭敬有加，但一旦涉及兵力调动和操练事宜，他们总是会“请示秦先生的意见”，或者言语间暗示“平安卫只听秦先生的指挥”。赵秉文虽是县令，却对这支精锐兵马毫无实权。他曾尝试强行下达几道军令，却发现平安卫执行起来消极怠慢，甚至阳奉阴违，这让他颜面扫地。
他想要解散公营作坊，却发现那些作坊是县衙收入的主要来源，一旦解散，县衙将无钱可用，许多民生工程都会停滞。而且作坊内的工匠和工人，对秦朗更是忠心耿耿，一旦有变，恐生事端。
赵秉文这才明白，秦朗交出的县令大印，不过是一个空壳。他所接管的，是一个外表光鲜，内里却完全由秦朗支撑的县城。秦朗没有反抗，没有对抗，只是用事实，用平安县城的实际运作，无声地宣告着：你手中的大印，管不住这县城的心跳。
林思远在旁，将赵秉文的焦躁与无力看在眼里。他清楚，秦朗正是利用了赵秉文这种循规蹈矩的性子，将其困于名义上的权力之中。秦朗就像一个设局的高手，将一颗看似完美的棋子放到赵秉文面前，却让赵秉文发现，这颗棋子与他整个棋盘的格局格格不入，无法融入，也无法舍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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