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从1929年开始，一场以“消灭富农阶级”、“实现农业全盘集体化”为目标的、暴风骤雨般的运动，席卷了苏联的整个农村。
所谓的“集体化”，说白了，就是要把农民世世代代赖以为生的土地、辛辛苦苦积攒的耕牛、马匹、农具甚至家禽家畜，统统“自愿地”交出来，归集体所有。农民们则从独立的土地所有者，变成了在集体农庄里按“劳动日”记工分、由国家统一管理和分配产品的“农业工人”。
而那些在内战后通过新经济政策稍微积累了一点财富、生活相对富裕一些的农民，也就是所谓的“富农”，则被视为阻碍集体化的“阶级敌人”，遭到了残酷无情的打击。 “消灭富农阶级”的口号响彻云霄。成千上万的“富农”家庭，被剥夺了所有的财产，甚至连栖身的房屋都被没收，然后被强行迁徙到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等边远地区的荒凉地带，任其自生自灭。据估计，至少有数百万“富农”及其家属，在这场运动中被迫背井离乡，其中不少人死在了迁徙途中或者艰苦的流放地。
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剥夺一切的剧烈变革，广大农民（不仅仅是富农，也包括中农甚至部分贫农）的反应，自然是充满了恐惧、抵触和绝望。一些地区爆发了农民骚乱和反抗，但很快就被国家派出的军队和秘密警察以血腥的手段镇压下去。更多的农民消极的抵抗方式——在被迫加入集体农庄之前，他们宁可把自己的耕牛、马匹、猪羊统统宰杀掉，也不愿让它们归集体所有。
这种大规模的牲畜屠杀，对苏联的农业生产力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据统计，在集体化运动的高潮期，苏联的牛、马、猪、羊等主要牲畜的数量，都下降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以上！耕畜没了，地怎么种？再加上农民们普遍缺乏生产积极性（反正干多干少都一样，打下的粮食大部分也得交给国家），农业生产管理混乱，播种和收割工作陷入一片混乱。
其直接后果，就是在1931年至1933年期间，苏联爆发了一场极其严重的、波及全国多个地区的粮食危机和恐怖大饥荒！
这场大饥荒，虽然官方一开始极力否认其存在，并将其归咎于“自然灾害”和“富农破坏”，但其惨烈程度和波及范围，都足以载入人类灾难史册。据后世历史学家（包括俄罗斯和西方学者）根据各种档案和人口数据进行的估算，在这场大饥荒中，全国范围内活活饿死的人数，大约在600万到1000万人之间！这是一个多么触目惊心的数字！
其中，作为苏联传统“粮仓”的乌克兰地区，灾情尤为惨重，饿死的人数可能高达数百万！ 这场在乌克兰被称为“Holodomor”（乌克兰语意为“饥饿灭绝”）的大饥荒，给乌克兰民族留下了永远无法磨灭的惨痛记忆，也成为了日后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民族矛盾和历史恩怨的一个重要根源。时至今日，乌克兰仍然坚持认为，这场大饥荒是斯大林政府针对乌克兰民族蓄意制造的“种族灭绝”，虽然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这种历史仇恨的种子，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仍在深刻地影响着两国的关系。
面对如此大规模的饥荒，斯大林政府最初的反应却是极其冷酷和麻木的。他们不仅封锁消息，否认饥荒的存在，甚至还继续从饥饿的农村地区，以极高的比例强行征调粮食，以确保对城市工业中心和出口换汇的供应！在他们看来，工业化的宏伟目标高于一切，农民的生命和苦难，似乎是可以被牺牲的代价。
直到1933年底，随着饥荒的蔓延已经严重威胁到国家稳定和农业生产的彻底崩溃，当局才开始有所调整，减少了粮食征购额，并采取了一些有限的救济措施。饥荒的状况才逐渐有所缓和。
但斯大林并没有因为这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而放弃他的农业集体化政策。他将饥荒的责任，依然归咎于“恶劣的气候条件”、“富农的怠工破坏”以及“农民群众的不服从”，并强硬地宣称，农业集体化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社会主义在农村已经“扎下了根”。
到了1940年，从形式上看，苏联的农业集体化确实已经基本完成了。绝大多数的农户都被“组织”进了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但其代价是什么呢？是数百万无辜生命的消逝，是传统农村社会结构的彻底瓦解，是农业生产力的长期停滞。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苏联的农业总产值，才勉强恢复到1920年代中期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水平。
这场灾难性的农业“大改革”，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斯大林执政风格中那种为了达到意识形态目标不惜一切代价、甚至漠视数百万人生死的冷酷无情的一面。
但说到这里，咱们得承认，斯大林的工业化和集体化，确实给苏联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是历史事实，不容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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