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勒与八莫——绝地撤退前的挣扎
腊戍失守后，缅甸战场的形势已经糜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盟军的防线彻底崩溃，部队建制被打乱，指挥系统失灵，到处是溃兵和难民。
在缅甸中部的第二大城市曼德勒，英印军依托着这里作为中缅交通要道的重要地位，也曾试图组织防御，但最终还是没能顶住日军的进攻，被迫放弃城市，继续向北撤退。
残余的中国远征军和英印军部队，在杜聿明、史迪威（当时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驻缅美军司令）等人的指挥下，开始向缅甸北部的八莫地区集结，希望能在这里组织起最后一道防线，或者至少能为后续的撤退争取一些时间。
5月初，日军也追击到了八莫一线。双方在八莫周边地区，再次爆发了激烈的战斗。但此时的盟军，早已是强弩之末，缺衣少食，弹尽粮绝，士气低落，根本无法与士气正旺、装备精良的日军进行有效的对抗。八莫的防线，也很快就被突破。
悲壮撤退：惠通桥断后与野人山惨剧
缅甸全境的失守，已经无可挽回。摆在残余的数万中国远征军和英印军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从日军的重重包围和追击之中，杀出一条血路，撤回中国境内或者印度。
撤退的道路，主要有三条：
一路，是沿着伊洛瓦底江河谷向北，进入缅北克钦邦那片被称为“野人山”的、方圆数百里的原始热带雨林地区，然后翻越中缅边境的高黎贡山，进入中国云南。这条路，路途最远，也最艰险，但也是当时杜聿明率领的远征军主力选择的撤退路线。
另一路，是由孙立人将军率领的新38师等部队，在完成了仁安羌解围任务后，因为与主力失去联系，被迫向西撤退，最终进入了英属印度境内。这条路相对安全一些，但也同样充满了艰辛。
还有一路，则是滞留在缅甸南部的一些零散部队和华侨难民，他们试图通过各种小道，向东或向北突围，但大部分都未能成功。
其中，最为惨烈、也最为后人所铭记的，无疑是杜聿明率领的远征军主力，那场穿越“野人山”的死亡大撤退！
“野人山”，那可不是一般的山林，那是一片真正的“绿色魔窟”！那里山高林密，瘴气弥漫，毒蛇猛兽出没，根本就没有路！再加上正值缅甸的雨季，连绵不断的暴雨使得山洪频发，道路（如果还能称之为路的话）泥泞不堪，寸步难行。数万名中国远征军官兵、伤病员以及随军的家属和难民，就在这样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开始了他们长达数月之久的死亡行军。
饥饿、疾病（疟疾、痢疾、霍乱、脚气病……）、疲惫、绝望……无情地吞噬着这些曾经英勇的战士的生命。很多人因为找不到吃的，只能靠吃树皮、草根、野果甚至观音土充饥，最终活活饿死。很多人因为感染了各种疾病，又得不到及时的医治，在高烧和痛苦中死去。还有很多人，在翻越陡峭的山崖、或者渡过湍急的河流时，失足坠落，或者被山洪卷走。更有甚者，因为无法忍受这种无休止的折磨和绝望，选择了自杀……
在1942年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中，参战兵力约为9万人。根据战后统计和各方史料汇总，这次远征的损失极为惨重：
阵亡人数：约人
负伤人数：约人
野人山丛林撤退中失踪或病亡：约人
总减员人数：超过人，占部队总数的近一半。
其中，丛林撤退造成的非战斗性减员尤为严重，是整个战役的最大悲剧之一。大量士兵因疟疾、痢疾、饥饿、失温或迷失方向在野人山中丧生，留下极为惨痛的历史记忆。
就在远征军主力在野人山中苦苦挣扎的时候，负责断后任务的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将军，在指挥部队与日军激战、掩护主力撤退的过程中，不幸身负重伤。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的部下们抬着他，艰难地向国内转移。但终因伤势过重，又缺乏有效的医疗救治，这位在同古保卫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铁血将军，最终在缅北的茅邦地区（靠近中缅边境），壮烈殉国，时年仅38岁！在牺牲之前，戴安澜命人将自己从担架上抬起来，穿上军服，面向祖国方向，并高喊：反攻！
戴安澜将军的牺牲，在当时举国震动，蒋介石亲自为他主持追悼会，毛泽东主席也为他题写了挽词，称其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其英雄事迹，至今仍在中华大地传颂。
而在中缅边境线上，为了阻止日军的追击，保障大部队能够安全撤回国内，杜聿明将军在万般无奈之下，下达了一个极其痛苦的命令——炸毁横跨在怒江天险之上、连接中缅两国的最后通道——惠通桥！
1942年5月5日，随着一声巨响，这座曾经承载了无数抗战物资和希望的钢索吊桥，在浓烟和烈火中断裂，坠入了波涛汹涌的怒江之中。惠通桥的炸毁，虽然有效地阻止了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快速追击，但也使得一部分未能及时过桥的远征军官兵和难民，被永远地困在了缅甸的丛林之中，他们的命运，也大多是凶多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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