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己知彼，百战不殆”VS“盲人摸象，夜郎自大”： 日军的整个作战计划，建立在对敌人（美军）的错误判断和对自身能力的过高估计之上，缺乏对各种意外情况的预案。而美军则凭借着准确的情报，制定了更具针对性和灵活性的作战方案。这仗还没开打，胜负的天平，其实就已经悄悄地倾斜了。
美军后来在得知中途岛海战竟然取得这么大的战果，这是他们之前怎么都没想到的，上上下下非常振奋，对有功之臣进行表彰：
切斯特·尼米兹海军上将： 这位在珍珠港之后临危受命的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凭借在中途岛海战中展现出的卓越战略眼光、非凡的决断力以及对情报的准确运用，一战封神！他不仅成功地保卫了中途岛，更一举扭转了整个太平洋战争的战略态势，为盟军最终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战后，他被提升为美国海军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五星上将，成为了美国海军最受尊敬的将领之一，他的雕像至今还矗立在美国海军学院，供后人瞻仰。
弗兰克·杰克·弗莱彻海军少将： 虽然在中途岛海战中，他指挥的旗舰“约克城”号不幸被击沉，但他作为战场总指挥，在珊瑚海和中途岛这两次关键的早期航母对决中，都成功地达成了预定的战略目标，其指挥能力和勇气也得到了肯定。战后，他继续在海军中服役，并晋升为海军上将。
雷蒙德·斯普鲁恩斯海军少将： 这位在哈尔西因病缺席的情况下，第一次独立指挥航空母舰特混舰队的“新手”，却在中途岛海战中展现出了惊人的冷静、沉稳和卓越的战场判断力，其指挥艺术备受赞誉。他因此一战成名，后来在太平洋战场上屡担重任，同样晋升为海军上将，并被认为是二战中最杰出、也最具智慧的海军战略家之一。
其他参战军官和飞行员： 许多在战斗中表现英勇的飞行员（比如麦克拉斯基、莱斯利、迪克·贝斯特这些英雄们）和普通官兵，也都获得了勋章和表彰，他们的事迹被广为传颂，成为了激励美国人民的榜样。
而与之相对的日本呢：
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 中途岛的惨败，对山本五十六来说，无疑是其军事生涯中最大的一次打击和难以磨灭的耻辱。他一手策划的“MI作战”以灾难性的失败告终，日本海军最精锐的航空母舰部队毁于一旦。虽然他承担了主要责任，但由于其在海军内部的崇高威望和“航空主兵论”的先见之明（某种程度上，中途岛的失败反而更证明了他的理论——航母才是海战的核心，一旦航母没了，啥都完了），他并没有因此被立即解职。但他内心的痛苦和自责可想而知。他试图在后续的所罗门群岛战役中挽回败局，但最终也未能如愿。1943年4月，他乘坐的座机在视察前线途中，被成功破译其行程密码的美军战斗机伏击并击落，山本当场毙命于布干维尔岛的丛林之中。这位“海军赌徒”，最终还是没能逃脱其悲剧性的宿命（这是后话，后面还会说到他）。
南云忠一海军中将（第一航空舰队司令长官）： 作为中途岛海战前线总指挥，南云忠一对四艘航母的覆灭负有直接责任。他在战役中的犹豫不决、指挥失当以及对侦察情报的不够重视，都受到了后世军事历史学家的严厉批评。战后，他虽然没有因为中途岛的失败而被立即解职（可能也是因为海军内部需要有人来承担这个责任，而不能让更高层的大佬们太难堪），但其声望和在海军中的信任度一落千丈，基本上是被“打入冷宫”了。他后来被调往一些次要战场担任指挥官，最终在1944年塞班岛战役中，因战败绝望而自杀身亡。
其他参战军官——“玉碎”的悲剧与反思： 像第二航空战队司令官山口多闻少将，以及“苍龙”号舰长柳本龙作、“飞龙”号舰长加来止男这些选择与军舰一同沉没的将佐，虽然被日本的军国主义宣传机器吹捧成了“军神”和“为国捐躯”的“武士道英雄”。但咱们站在客观的角度想一想，这种做法真的“英雄”吗？真的对国家有利吗？恐怕未必！诚然，军人战败，或有以死谢罪的传统，这在特定文化背景下或许能被理解为一种“荣誉”的体现。但是，培养一名经验丰富的高级海军指挥官，尤其是像山口多闻这样富有才华和潜力的航空派将领，国家需要投入多少资源和时间？胜败乃兵家常事，一场战役的失败，并不能完全归咎于某一个或某几个指挥官，其背后往往是更深层次的战略、情报、技术甚至国力的问题。他们本应该从这场惨败中吸取深刻的经验教训，回到后方，哪怕是接受处分，也应该为海军的重建和未来战争的准备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可他们却选择了用这种最极端、也最无效的方式来“承担责任”，除了满足某种虚幻的“武士道荣誉感”和对天皇的愚忠之外，对整个战争的进程，对日本海军的未来，可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更是整个被军国主义思想毒害的日本民族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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