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军在科尔松会战中，取得了完胜。据战后统计，被围的6万德军，超过半数被歼灭，约18,000人，在弹尽粮绝之后，被迫放下了武器，向红军投降。
科尔松口袋的覆灭，使得曼施坦因的南方集团军群北翼，彻底崩溃。而这次惨败，也彻底激怒了希特勒。1944年3月，他一纸令下，将他曾经最为倚重的两位沙场老将——南方集团军群司令曼施坦因元帅和A集团军群司令克莱斯特元帅，双双解职。由更崇尚“坚守不退”战术的莫德尔元帅和希特勒的嫡系费迪南德·舍纳尔，取而代之。
这位被西方军事史家誉为“战神”的曼施坦因，在东线战场上，那充满了智慧与悲剧色彩的最后闪光，就此黯然落幕。
科尔松会战的结束，以及泥泞季节的加剧，让德军高层，产生了一种错觉。他们普遍估计，苏军在经历了整个冬季的连续攻势之后，也已是强弩之末，前线在短期内，应该不会再有大规模的战役行动了。
然而，他们严重低估了苏联最高统帅部的决心和战略组织能力。事实上，一个规模更为宏大、也更为致命的春季总攻，正在泥泞的掩护下，秘密地筹划着。
斯大林下令，将苏联红军当时所拥有的全部六个坦克集团军，都秘密地调集到了乌克兰的各个方面军战线之上。同时，苏军还采取了周密的、大规模的佯动和无线电欺骗，成功地迷惑了德军的侦察。
不过在1944年2月29日，正当苏军在乌克兰中部合围德军的战役接近胜利之时，第1乌克兰方面军司令员尼古拉·费多罗维奇·瓦图京大将，在一次视察部队途中，不幸遭遇意外。
那天，瓦图京乘坐吉普车，前往切尔卡塞方向的前线集群指挥所，途经维诺赫拉多夫地区（现乌克兰中部）。他的车队被乌克兰民族主义游击队（乌克兰起义军，UPA）突然伏击，瓦图京在枪战中身负重伤，腿部和髋部多处骨折。
这个乌克兰民族游击队是乌克兰境内的极端民族，觉得乌克兰应该独立，这个组织打德军，也打苏军。
由于当时战线前移迅速，交通与医疗条件都极为有限，瓦图京被紧急送往基辅治疗。然而深部枪伤导致了严重感染。经过40多天的抢救，他仍未能脱离危险。
1944年4月15日，这位年仅43岁的方面军司令员，因败血症和创伤并发症，在基辅与世长辞。
因此瓦图京就成了苏军中牺牲的最高级别的将领。而接替瓦图京乌克兰第1方面军司令的是朱可夫。
1944年3月4日，拂晓。 在德军还在享受着泥泞季所带来的“短暂沉寂”之时，一场代号为“普罗斯库罗夫-切尔诺夫策攻势”的战役，由代理乌克兰第1方面军司令的朱可夫元帅，骤然发动了。
密集的炮火，再次撕开了德军的阵地。随后，苏军的三个坦克集团军，如脱缰的猛虎，突入了德军的防线。由于初春的融雪，道路泥泞不堪，德军的兵力调动，比冬季时更为迟滞。而苏军，对此早有准备。他们为坦克和汽车，大量地配发了履带式的拖车和牵引设备，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装甲集群的机动能力。
在短短数日之间，苏军的装甲洪流，席卷了数百公里。德军整个南翼的防线，如同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瞬间土崩瓦解。
朱可夫元帅的这记重拳，不偏不倚，正好打在了德军第1装甲集团军的后方要害。由汉斯·胡贝将军指挥的这支德军精锐，被苏军的快速穿插，压缩和包围在了布格河与德涅斯特河之间的一块狭窄区域内。
3月21日前后，苏军攻占了该集团军最重要的补给中枢——切尔诺夫策。胡贝的第1装甲集团军，彻底陷入了孤立无援的险境。3月28日，苏军完成了对胡贝集团军的合围，形成了一个规模堪比科尔松的、被称为“胡贝突出部”的巨型口袋。
这一次，连希特勒，也终于从他那“固守阵地”的幻想中，清醒了过来。在曼施坦因被解职前，最后一次据理力争之下，他破例地撤销了“不许撤退”的死命令，并调派了精锐的党卫军第2装甲军，从外部增援胡贝。
被围在口袋里的胡贝将军，展现了他作为一名杰出指挥官的冷静和果断。他没有像施特默尔曼那样，组织一场混乱的、自杀式的突围。他冷静地指挥被围的部队，以一个个战斗群为单位，交替掩护，有序地向西突击。
他做出了一个出其不意的决定：避开苏军预判的、向南的突围路线，转而集中所有力量，向着苏军包围圈相对薄弱的西侧，发动突围。
由于德军的援军，在此时也及时赶到，对苏军的包围圈，形成了有力的牵制，苏军的兵力，一时之间，顾此失彼，竟然真的被胡贝，撕开了一个缺口。
4月10日，胡贝的残部，在经历了十几个日夜的血战之后，终于与德军第4装甲集团军，取得了联系。约20万德军，从这个死亡的陷阱中，成功地逃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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