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春，南方的风里还裹着潮湿的黏人劲儿。三乡镇双河公社下辖的十三个生产队，正被一件事搅得人心惶惶——县里新下的“发展集体经济副业”通知，像打烂了一道无形的枷锁，将解放一部分有新思想的生产大队。
“老话说‘家有油坊不算穷’，这下倒好，连榨两筐花生都要赶三十里路去镇上？”三合生产队的队长赵大强蹲在晒谷场上，烟锅子在地上戳出个焦黑的坑。他面前摊着张皱巴巴的通知，墨迹未干的“统一调配、集中加工”八个字刺得人眼疼，这是新下来的通知，原本他们听说红旗公社那边的蛤蟆湾榨油坊，出油率高有三成五，重点是还给回一半的豆渣饼。
往年间，每个生产队都有自己的小油坊。农闲时，社员们把攒下的花生、芝麻、油菜籽拎去，石磨盘吱呀转着榨出清亮的油，除了留足队里的公粮用度，剩下的按工分分到各家。那油香能飘半条村巷，孩子们追着油渣跑，妇女们端着油罐唠家常，是再寻常不过的烟火气。相对比下，原本他们想着自己原始的方法出油率太低了，都准备拉去蛤蟆湾榨油坊，但是现在最新的通知下来，说是“防止私榨滥卖、扰乱市场”，必须统一到镇上国营榨油厂加工。
“说是统一，可国营厂的榨油机哪有咱有蛤蟆湾的出油率？要是去镇上国营榨油厂，我宁愿用老办法自己榨油。”七里生产队的会计王有福翻着账本直叹气，“昨天试送十斤花生去，只榨出三斤油，还要扣了那些豆渣饼当做‘加工管理费’。咱队里三十户人家，凑这点油够能撑多久不？”
更憋屈的是，镇上那国营榨油厂最近总说“原料紧张”，排号能排到半个月后。不少生产队急着用油换化肥，只能咬着牙多跑几趟，把花生、菜籽往厂门口堆。
“这事儿不对头！”在钢铁厂上班的的周柱有天喝酒时拍着桌子，“我家表舅在县食品站上班，说上边有人盯着集体副业的落实呢！但是落实不落实的，还远着呢，咱这小油坊一关，那些赚差价的能乐开花！”
话虽糙，却像颗火星子溅进了干草堆。几个被国营厂折腾得不轻的生产队队长凑到了一起——三合队的赵大强、七里队的王有福、荣劳队的李满仓，还有西河沿的马会计。他们躲在村头老榕树下的瓜棚里，烟卷抽了一地，最后商定：“不能就这么认了！得往上反映！”
“反映？找谁？”王有福搓着沾着泥土的手，“公社革委会？那是管政策执行的。找县革委会？咱一没门路二没凭据。”
“写举报信！”李满仓突然说，“匿名信！咱把实情写清楚，往几个地方都投——镇政府办公室、革委会、公安局，还有新成立的集体经济副业部！”
“集体经济副业部？”马会计一愣，“上个月刚从农工部拆出来的新部门，听说主任是个叫周永健的年轻人……”
“不管是谁，多投几处总没错！”赵大强把烟锅往鞋底磕了磕，“咱就写事实：强制指定榨油厂、国营厂压级压价、排队耽误农时……白纸黑字，不怕查！”
于是，三天后的某个清晨，四封用粗麻纸写的匿名信，分别落进了镇政府收发室的竹篮、革委会办公室的红漆信箱、公安局传达室的铁皮柜，还有一封塞进了集体经济副业部那间挂着“筹备中”木牌的屋子窗台上。
信投出的第二天，双河公社的空气里就有了动静。
最先炸响的是革委会。主任刘建国盯着信纸上“强制停业”“压级压价”的字样，拍着桌子吼：“这是给咱公社抹黑！马上让经管站去查国营榨油厂！”可经管站的老陈刚出门，他又补了句：“别闹大，先内部提醒提醒厂长。”
公安局的回复更谨慎。局长老钱翻着信说：“匿名信没凭没据，先备案吧。”便让治安股的同志留意近期是否有聚众闹事。
最坐不住的，是新成立的集体经济副业部。
这部门是上个月刚组建的，原本归在农工部底下，因上面强调“壮大集体副业，增加百姓收入”，才单独划出来。主任周永健是从县农业局调下来的，三十来岁，戴副黑框眼镜，说话带着南方口音，做起事来却雷厉风行。他刚把办公室从临时借用的仓库搬到公社大院西头的平房，桌上茶还没凉透，举报信就到了。
“岂有此理！”周永健捏着信纸，指节发白。信里提到的“小油坊集体停业”“国营厂垄断加工”，正好戳中他这两天调研的痛点。上周他跑了三个大队，社员们见了他就叹气：“副业搞不起来，还谈啥年底分红咋办？”“油坊关了，娃他娘连缝补的线都没钱买！”
“这是打咱们部门的脸！”他转身对刚调来的干事小吴说，“通知下去，全体人员立刻集合！”
副业部的办公室本就窄小，此刻更挤得转不开身。七个干事，三个借调来的公社干部，围在周永健身边听部署。
“同志们，这不是普通的举报。”周永健推了推眼镜，“集体副业是咱农民的增加收入的新法子，现在有人卡脖子，咱们得把情况摸个透。记住，要隐蔽，要真实，别打草惊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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