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爬得老高，却像蒙了层磨砂玻璃，光晕软绵绵地洒下来，在江奔宇家斑驳的泥墙上投下明明灭灭的影子，把满屋子人的脸映得半明半暗。
堂屋中央，拢着一堆旺旺的柴火，干硬的樟木柴块烧得噼啪作响，溅起细碎的火星，木头受热渗出的水汽袅袅升起，混着旱烟的呛人味儿、粗茶的涩香，还有墙角堆着的菜籽饼散出的淡淡油腥气，在腊月的寒气里凝成一股混沌又熨帖的暖意。
火塘边的青石板被烤得发烫，坐着的人忍不住把冻得通红的手凑过去，又怕烫着似的缩回来，反复摩挲着粗糙的裤腿。
江奔宇站在长条木桌前，指尖轻轻叩着桌面。那桌子是老松木打的，边角被岁月啃得圆润，桌面布满裂纹，缝里嵌着洗不掉的茶渍和油垢。他的目光缓缓扫过一张张写满疑虑的脸，心里轻轻叹了口气。
他的思维超越过这个时代的人。现在的贫瘠刻进了骨子里——不是土地的贫瘠，是思想的贫瘠。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过久了，大家伙儿眼里的光，都快被日复一日的苦熬磨没了。尤其是高考过后，知青们的心乱了，社员们的心也慌了，都盼着能有条出路，却又不知道路在何方。
村长李志眉头拧成了疙瘩，两道粗黑的眉毛挤在一起，像是要把眼前的难题揉碎。他叼着那杆磨得发亮的旱烟杆，烟袋锅里的烟丝是自家种的黄烟，燃得滋滋响，火星明灭间，把他那张刻满沟壑的脸映得忽明忽暗。沟壑里藏着的，是半辈子的风霜，还有对古乡村几百号人的沉甸甸的责任。
四个生产队组长挨挨挤挤坐在长条凳上，凳子腿在泥地上压出深深的印痕。村头的林雪平，这会儿他的心思全在江奔宇的话里，生怕漏了一个字，毕竟这十里八乡的人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江奔宇的赚钱能力的。
村尾的覃德昌年纪最大，下巴上蓄着一撮山羊胡，被烟火熏得发黄。他捋着胡子，眼神浑浊，却透着一股子老庄稼人的精明。他在古乡村待了一辈子，见过太多空欢喜，对任何新鲜事儿都带着三分怀疑，七分谨慎。
村顶的何忠最是沉默，蹲在墙角，一口接一口地抽着烟，地上的烟灰积了薄薄一层。他是个闷葫芦，却是个实干家，队里最苦最累的活儿，他总是第一个上，这会儿他皱着眉，烟抽得比谁都凶，心里盘算着的，是这副业到底能不能成，会不会让社员们白忙活一场。
村中的李东阳最年轻，性子活泛，眼里满是急切，时不时朝江奔宇望一眼，像是盼着他能说出些石破天惊的话来。他早就不甘心一辈子困在这山坳坳里，总想着能带着社员们干点啥，改变村里的穷面貌。
还有几个知青，缩在烤火堆的角落里，穿的还是洗得发白的知青服，袖口磨出了毛边，膝盖处的补丁摞着补丁。他们大多是城里来的，细皮嫩肉的，在乡下熬了几年，皮肤被晒得黝黑，手上也磨出了厚厚的茧子。他们的眼神里带着几分忐忑，几分期待，像是抓住了根救命稻草。高考过后让他们看到了回城的希望，可高考被录取哪是那么容易的？万一考不上，总得有条退路。江奔宇的话，就是那退路上的一盏灯，亮得让他们不敢眨眼睛。
八仙桌上摆着几只豁口的搪瓷缸，缸沿结着淡淡的茶渍，有的掉了瓷，露出里面黑黝黝的铁皮。袅袅的热气裹着粗茶的涩香，慢悠悠地往上飘，撞上房梁上挂着的腊肉——那是过年才舍得拿出来的宝贝，这也从侧面说明江奔宇的本事，会计揣着手，缩着脖子，眼睛盯着桌上的算盘，那算盘是红木的，珠子被磨得油光锃亮，他的手指无意识地在算珠上摩挲着，心里已经开始默默盘算，要是真搞副业，得花多少本钱，能赚多少工分。
屋里的议论声渐渐低下去，最后只剩下柴火燃烧的噼啪声，还有旱烟袋偶尔发出的滋滋声。江奔宇往前站了站，清了清嗓子，声音不高，却带着一股子笃定，穿透了屋里的嘈杂，直直地钻进每个人的耳朵里：“既然生产大队大队长刘文瑞和大队会计伊启文都在，我也不说两家话了，放开了说。”
他的目光扫过众人，眼神里带着一种与年龄不符的沉稳：“咱们大队要想富起来，光靠种那几亩薄田不行，得搞副业。蛤蟆湾榨油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
这话一出，屋里的人都竖起了耳朵。蛤蟆湾的榨油坊是江奔宇提倡，全民众筹的，每年春秋收后，社员们把菜籽、花生挑去榨油，榨出来的油除了上交公粮，剩下的留着自家吃，或者偷偷拿去黑市换点钱。那榨油剩下的废渣——菜籽饼、花生饼，以前都是低价卖给邻村的生产队、或者拿回去做粮食的，或者有味道的干脆堆在角落里沤肥，谁也没把它当回事。
“所以：第一，”江奔宇竖起一根手指，指尖因为常年干活而带着薄茧，“依靠蛤蟆湾榨油坊的废渣别再低价卖了。那些菜籽饼、花生饼，都是好东西，咱们用来养猪、养鸡、养鸭。圈起来养，既能积肥，又能攒下荤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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