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所有设备都搬进土坯房时，夕阳正斜斜地照进屋里，给简陋的设备镀上了一层暖金色的光晕。江奔宇和贺洋蹲在地上，用干净的抹布一点点擦拭着每一件设备，动作轻柔得像是在抚摸自己的孩子。晾晒架的竹纹被擦得发亮，蒸煮锅的铁皮泛着银光，玻璃瓶擦得通透，能映出两人布满血丝的眼睛。
“宇哥，你看，这就是咱的全部家当了。”贺洋摸着蒸煮锅的锅沿，声音里带着几分哽咽。
江奔宇点点头，指尖拂过玻璃瓶的瓶口，心里百感交集。这些简陋的设备，承载着他想让全村渔户把渔产卖上好价钱的心愿。他知道，这点家当在他眼里不值一提，只需跟张子豪那边打个招呼就安排妥当了，可惜这些当地人太排外了，可对贺洋来说，却是沉甸甸的希望。
一切准备就绪，开业的日子就定在了第二天。没有鞭炮齐鸣，没有宾客盈门，甚至连一张正式的开业告示都没有。清晨的渔村还笼罩在薄雾里，海浪拍打着岸边的礁石，发出哗哗的声响。江奔宇和贺洋早早地来到土坯房，把“光耀东方”的木牌用红绳系在门框上，木牌是公社的老木匠刻的，字迹不算工整，却透着一股韧劲。
两人站在木牌下，相视一笑，没有多余的话语，却心照不宣。作坊里，新鲜的渔产堆在墙角，是他们凌晨去海边收购的，刚上岸的鲅鱼、带鱼、小黄花鱼，还带着海水的咸腥味，鳞片在微光下闪着银光。初期的作坊，只做鱼干和鱼罐头两种加工品，工艺简单，技术门槛低，适合刚起步的他们。
可开业的喜悦还没持续多久，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摆在了两人面前——人手短缺。
江奔宇不是没想过招工，开业前几天，他就拿着自己写的招工启事，在公社里的广场、合作社门口贴了好几张。启事上写着，招渔产加工工人，管两顿饭，每月给工钱，比公社的工分收入只多不少。可启事贴出去三天，前来询问的人寥寥无几，更别说主动报名的了。
红阳公社依旧实行工分制，这是村民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每天上工记工分，年底按工分分粮食、分钱，虽然挣得不多，却胜在安稳。在那个年代，“铁饭碗”“集体工”是人人羡慕的出路，而个体户，还是个新鲜又带着几分贬义的词。村里的老人常说，个体户是“投机倒把”，是“不务正业”，干个体户的人，不仅没前途，还会被人戳脊梁骨。
江奔宇在合作社的口碑好，渔户们都信任他。张大叔每次卖渔产，都会特意等他来收；李婶家的渔获卖不出去，也是他帮忙找的销路。大家都知道，他开作坊是为了帮大家把卖不出去的渔产加工成成品，卖更高的价钱。可信任归信任，涉及到自家的生计，没人敢轻易冒险。
“奔宇啊，不是叔不帮你，我家三个娃要养，工分是全家的口粮，要是辞了工去你那作坊，万一作坊干不下去，我们全家喝西北风啊？”张大叔拍着他的肩膀，语气里满是无奈。
李婶也叹了口气：“奔宇，你是个好孩子，婶信你。可村里的闲话你也听见了，说你搞个体户是走歪路，我要是去你那干活，回头被公社知道了，扣了工分，可咋整？”
类似的话，江奔宇听了无数遍。他理解村民们的顾虑，在这个个体户刚刚萌芽的年代，大家对未知的事物充满了恐惧，安稳的工分，就是他们心里最后的安全感。
直到开业后的第三天，才有两个人主动找上门来。是村里的王大爷和陈大娘，两位老人都年过六旬，家里的情况格外艰难。王大爷的儿子前年出海遇上风浪，再也没回来，儿媳受不了苦，丢下孙子改嫁了，老人带着年幼的孙子，没有劳动力，挣不到工分，只能靠村里的救济过日子。陈大娘的老伴走得早，唯一的女儿嫁去了外地，常年不回来，老人孤身一人，腿脚也不利索，没法上工，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奔宇啊，我们俩老骨头，也干不了重活，就想帮你干点杂活，分拣分拣渔产、洗洗东西，工钱你看着给，能混口饭吃就行。”王大爷佝偻着背，手里攥着个破布包，眼神里满是恳求。
陈大娘也跟着点头，布满皱纹的脸上带着局促：“是啊奔宇，我们不挑活，只要你肯收留我们。”
江奔宇看着两位老人，心里一阵发酸。他连忙把他们让进屋里，给两人倒了热水：“王大爷、陈大娘，你们能来，我高兴还来不及。活肯定有你们干的，工钱我不会少给，每月给你们两块钱，管两顿饭，你们放心。”
两位老人千恩万谢，当天就留了下来。可即便多了两个人，作坊的人手依旧严重不足。王大爷和陈大娘年纪大了，只能干些分拣渔产、清洗渔产的轻活，稍微重一点的活，他们就力不从心。剩下的所有重活、累活，全都压在了江奔宇和贺洋的肩上。
从此，两人的日子便陷入了连轴转的忙碌中。每天凌晨三点，天还漆黑一片，渔村的家家户户都在沉睡，只有海浪的声音格外清晰。江奔宇和贺洋就摸黑起床，披上厚外套，骑着借来的二八大杠自行车，往海边的渔市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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