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三人组分开，阿珠仍然留在伦敦，王月生和阿宽则按照周六与海因德曼的约定，从伦敦的尤斯顿火车站乘坐伦敦-西北铁路公司的客车前往利物浦的莱姆街火车站。在购票时，阿宽还在纠结是买15先令一张的二等车厢，还是7先令6便士一张的三等车厢车票，王月生则让他买1英镑10先令一张的一等车厢。
“生哥，二等车厢跟一等车厢是同时到利物浦的”，阿宽显然对于二者翻倍的差价耿耿于怀，却不理解王月生对于在后世基本没坐过飞机头等舱的深刻怨念。
王月生不理会阿宽的絮絮叨叨，见阿宽已从窗口取到车票，便昂然向候车室走去，阿宽扛着个大箱子忙不迭地跟在后面。二人此时已不似在葬礼上那种泯然众人矣的英国工薪阶级装束，而是典型的商人打扮。之所以不是主仆打扮，一是王月生并未当阿宽是仆人，二是此时的铁路公司有规定，仆人不能随同主人同乘一等舱，最多只可以去二等舱。不仅仅是对仆从有区别对待政策，此时的铁路公司甚至规定女性单独乘车需出示丈夫或父亲签字的“旅行许可书”。
因为根据英国普通法中的“feme covert”原则，已婚女性被视为丈夫的“附属”，无法独立签订合同、拥有财产或进行法律诉讼。这一原则延续至1870年《已婚妇女财产法》出台后仍未被完全废除。
既然根据铁路运输合同购票被视为一种合同行为，未婚女性需父亲作为“法律代表”，已婚女性则需丈夫授权，否则铁路公司可能拒绝承运，以避免法律纠纷。
而且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普遍认为女性单独出行可能面临道德风险（如遭遇骚扰、私奔或从事不轨行为）。“许可书”既是保护措施，也是对女性行为的监控，确保其行程符合家庭伦理。1892年《淑女家庭杂志》曾告诫女性，“无男性陪同的旅行需谨慎，并应事先征得家中男士同意”。当时女性乘坐电车也常被要求坐在特定区域，甚至部分公司禁止女性夜间单独乘车。
这次的车程全程约200英里（322公里），车站说时速约45-55英里（72-88公里），大概四个半小时即可到达。一等车厢的旅客有专门的候车室，并且比其他舱的乘客提前5分钟检票上车，有身着制服的铁路职工专门搬运行李，倒是省却了阿宽的操劳。
二人走进车厢，见是一个四人包厢，有可以锁闭的包厢门，内用桃花心木镶板装饰，天鹅绒座椅配黄铜扶手，车窗悬挂深绿色呢绒窗帘。阿宽正堵在包厢门口仔细地观察箱壁上钉着的镀镍煤油灯，突然传来列车乘务员的致歉声，阿宽及时闪身坐回王月生的旁边，随即乘务员引着两位英国军官进入了包厢。两个军官看到包厢里的两个东方面孔，稍微一愣，随即礼貌地点头示意，王月生与阿宽也微微欠身还礼，各自心中纳罕，“倒是不似平常所谓的英国上等人那种貌似热情遮盖的疏离感和表面礼貌下隐藏不住的傲慢”。
待乘务员帮助放好行李离开车厢后，两个英国军官很直截了当地看向王月生和阿宽，王月生也坦然地回望过去。其中一个30多岁，典型的盎格鲁-爱尔兰后裔长相，额头宽阔，鼻梁高挺，下颌线条硬朗。蓄有当时流行的 “帝国式”八字胡，胡须末端微微上翘，唇上胡须浓密但修剪整齐，下颌不留须，符合英军仪容规范。身高约5英尺10英寸（178厘米），体格精瘦但结实，肩背挺拔， 目光锐利，肤色呈深麦色，眉间有常年皱眉形成的浅纹。一身军服，上衣是单排扣的卡其色棉质立领军装，领口镶深绿色牙线（皇家工兵团兵种色），铜制纽扣刻有维多利亚女王王冠与皇家工兵徽记，交叉的火炮与爆破筒。肩章为深绿呢绒底，缀两颗铜星（上尉军衔），左胸口袋上方佩戴缅甸边防服役章（银质，刻有孔雀与棕榈树），裤装为同色卡其马裤，裤脚塞入棕色皮革高筒军靴。当然，这些标识代表的意思此刻的王月生并没有概念。
此人见王月生神态与此时常见的唯唯诺诺小心谨慎样子的亚洲人大不相同，十分好奇，开口问道，“两位是缅甸人，还是马来人，还是中国人？”
王月生微笑回答，“中国人，老家云南”。此人看似恍然的样子，确认道，“缅甸北面的那个云南？”
王月生不禁大为惊讶，要知道此时英国虽然侵华已久，在东亚势力几达巅峰，但在本土碰到一个英国军官随口能说出中国西南内陆一个省份名称的却绝对是凤毛麟角。想了想这位身上，与其他街上常见的本土英国军官略有差异的军装，中蕴含的浓浓的热带元素，再想到他随口说出的缅甸，不禁好奇地回问，“您是缅甸英军？”
这位军官倒也没有什么后世军人尤其是中国军人那种对外国人谨慎小心的态度，说起来也是一方面此时空的军人普遍没有保密的概念，而且对自己的部队和服役经历非常自豪，另外一点此时英军傲视天下的实力和战绩早已令其军官团自信爆棚， 所以此人纠正王月生道，“英属印度陆军，亨利?麦克马洪（Henry McMa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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