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已经向黄飞鸿和自家药房的管事打了招呼，第二天一早，由随从护送到码头，便挥手让随从回去，自己动身前往香港，转船后去日本。
1900年11月28日，深秋，珠江水裹着微寒的风掠过广州城南。天字码头（时称“天字第一码头”）的青石板被晨露打湿，码头上飘着咸湿的水汽，混着咸鱼、茶叶与鸦片的复杂气味——这是通商口岸特有的味道。天字码头是广州最老的客运码头之一，始建于明代，此时已扩建为砖石结构，岸边立着木质廊柱，顶棚覆盖着茅草，供人避雨。码头边停着十余艘船：有乌篷木船准备载着菜农去对岸河南岛卖菜，有妓女招揽生意的“花船”画舫，最醒目的是三艘外国轮船——太古洋行的“昌明号”，一艘插着法国旗的“波尔多号”，以及英商怡和洋行的“玛丽号”蒸汽明轮船，铁木混合结构，烟囱漆红白条纹，泊于1号栈桥，吃水线沾满珠江淤泥，船舷漆着暗红，烟囱吐着黑烟。
走到码头入口，两个戴瓜皮帽的巡丁拦住他：“先生，哪趟船？”
“怡和‘玛丽号’，去香港的。”他递上船票——淡绿色硬卡纸，印着“怡和洋行粤行”、“头等舱”、“11月28日辰时开船”。巡丁扫了眼，又验了他的护照，这才放行。
码头上，青石板缝隙渗出鱼腥味，苦力肩扛广彩瓷箱，贴“慎昌隆”商号封条，踩过满地甘蔗渣。西侧筏棚区疍家妇正叫卖艇仔粥，2文铜钱一碗。“玛丽号”的大副站在甲板上喊：“头等舱客，这边登船！”。王月生跟着前面一对富商夫妇，穿过跳板，踩上湿滑的甲板。头等舱在船尾，是两层舱房，外有露天甲板，摆着藤编摇椅。他刚站定，一个穿黑西装的英国管家迎上来：“王先生，欢迎登船。您的舱房是11A，带独立卫浴（当时头等舱的奢侈配置），午餐在顶层餐厅，五点到港”。
此时，码头上的景象愈发鲜活。三等舱的乘客挤在甲板下层，二十多个赤膊的搬运工扛着木箱装着丝绸、瓷器，汗味混着劣质烟草味；几个裹着蓝布头巾的疍家女（水上渔民）提着竹篮，里面是活蹦乱跳的塘鱼，要赶在香港早市卖个好价钱。两个穿香云纱短衫的顺德丝商蹲在角落，用粤语大声议价：“这担蚕茧，到香港能换多少银？”“老规矩，三钱银子一斤！”一个戴金丝眼镜的白胡子美国传教士胸前挂着铜十字架，正给几个年轻学生发《圣经》；学生们穿着立领学生装，眼神里既有好奇又有警惕；不远处，一个剪了短发的青年正用报纸遮脸，报纸上赫然印着“惩办祸首”、“废除八股”的字样——正是前几日《中外纪闻》的号外。
海关关员上船检查时，王月生注意到他们腰间别着“粤海关”铜钥匙串，其中一个用蹩脚英语对大副说：“最近‘乱党’多，船上莫要收可疑物件。”大副赔笑应下，转头对王月生说：“先生最好把贵重东西收进保险柜，船到香港前莫要随意走动。”
辰时（7:30）“玛丽号”鸣了三声汽笛，缓缓驶离码头。王月生扶着栏杆，看珠江渐宽：北岸是越秀山的轮廓，南岸的沙面岛上，哥特式教堂的尖顶在薄雾中若隐若现——那是英法租界，此刻正飘着米字旗与三色旗。船过猎德炮台时，身旁一个乘客指着远处对同伴说：“那炮台去年还被义和团的‘拳民’围过，现在倒安静了。”他望着江面上漂浮的烂木、破渔网，又看看头等舱里锃亮的黄铜栏杆、丝绒沙发，忽然觉得这船像道分界线——一边是旧山河，一边是新世界。
11:00 过虎门炮台：清军绿营兵持恩菲尔德步枪立于朽坏炮架旁，商船鸣汽笛三响示弱。这里曾是林则徐销烟的地方，此刻却只见几艘英国商船缓缓驶过，桅杆上飘着“米”字旗。
船过万山群岛时，风浪渐起。三等舱传来孩子的哭声，几个劳工蹲在甲板上吐得稀里哗啦。
柚木镶板包厢设丝绒沙发，舷窗挂竹帘防眩光。供应香港山顶制冰厂产冰所镇的香槟，配澳门葡式蛋挞。座椅插袋有《德臣西报》，头条刊载《李鸿章抵京议和》。发动机煤烟渗入舱室，混合头等舱乘客的檀香扇味。但这些都不能让王月生有丝毫胃口，浪涌下这种吨位的客船比漂洋过海的巨轮的乘坐体验差得太多。
申时（15:45），船停靠到香港卜公码头。这个码头今年刚刚启用，取代旧海军码头（后世国际金融中心位置）。码头上停满外国商船，有美国的“自由轮”、英国的“玛丽皇后号”。搬运工扛着木箱喊着号子，巡捕戴红缨帽，腰挂警棍，维持秩序。王月生踩上木跳板时，听见头顶传来汽笛长鸣——那是“玛丽号”即将启程返航的信号。
海关检查比广州严格：印度裔关员用放大镜检查前面乘客的檀木箱，翻出《瀛寰志略》时皱了皱眉，又翻到夹着的陈皮，笑着说：“Chinese medicine？”那人点头，关员挥挥手放行。王月生的行李很简单，就是装个样子。出了码头，迎面扑来的风带着咸腥的海味，混着远处传来圣约翰大教堂的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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