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连聊天的人都没了。"一个同事坐在空床上，用美工刀削着指甲。这个曾和刘章挤在一张桌子吃饭的年轻人，如今也开始盘算着离开。他掏出皱巴巴的传单，上面印着深圳电子厂的招工启事："听说那边底薪多五百，还有加班费。"
宿舍里的变化肉眼可见。原本塞满杂物的铁架床变得空荡荡，墙角堆积的泡面盒少了大半。刘章把自己的编织袋挪到靠窗的位置，那里曾是来自四川朋支的床铺。四川朋友是车间里有名的"夜猫子"，每晚收工后都要就着咸菜喝二两白酒，用沙哑的嗓音唱家乡的山歌。上个月，他突然收拾行李回了老家。
车间的流水线依然轰鸣，但节奏却乱了。因为人手不足，厂长把三班倒改成两班倒，刘章的工作时长从14小时延长到16小时。连续工作一周后，他在换模具时险些被压伤手指。医务室的医生边包扎边叹气："最近来换药的人比往常多了一倍，都是累出来的。"
食堂的饭菜质量也在下降。原本就少得可怜的肉片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发黄的白菜帮子。有天中午，四川来的同事对着清汤寡水的菜汤破口大骂，把不锈钢餐盘摔在地上。刺耳的声响惊动了保安，四川朋友当晚就被通知"不用再来上班"。看着他提着行李离开的背影，刘章默默捡起餐盘，把凉透的米饭扒进嘴里。
宿舍里的氛围愈发压抑。剩下的几个人不再像从前那样围坐聊天，各自躺在床上刷着二手手机。偶尔有人接老家的电话，声音里满是无奈："再干几个月就回......"刘章不敢给家里打电话，他怕母亲听出声音里的疲惫，更怕妹妹问起"什么时候能回家"。
厂里贴出了新的招工启事，承诺"报销路费满勤奖翻倍"，却鲜少有人驻足。刘章注意到，新来的工人大多是十七八岁的孩子，眼神里还带着青涩。他们被分到刘章所在的宿舍，带着好奇打量着空荡荡的床铺。"以前住的人呢？"有个瘦高个的男孩问。刘章望着窗外阴沉沉的天空，轻声说："回家了，或者去了更好的地方。"
夜晚的宿舍格外寂静。刘章躺在上铺，听着楼下夜市的喧嚣，想起刚进厂时的热闹场景。那时大家会凑钱买盗版碟片，挤在电视机前看周星驰的电影；会在休息日结伴去镇中心的小饭馆，点一盘炒田螺就着啤酒聊天到深夜。如今，那些笑声仿佛还在耳边，人却已四散天涯。
更让刘章不安的是，厂里开始拖欠工资。原本每月15号准时到账的工资，如今总要拖上半个月。财务室门口时常聚集着讨薪的工人，隔着铁门能听到激烈的争吵声。有消息说，老板把资金抽走去炒房，工厂账面上已经没钱了。这个消息像瘟疫般在工人间传开，人心惶惶。
端午节那天，厂里破天荒发了粽子。刘章拿着黏糊糊的糯米团，突然想起去年此时，一位同事用保温桶装来自家包的粽子，分给宿舍每个人。而现在，他的床铺蒙着一层灰，床头的照片不知何时被风吹落在地。刘章弯腰捡起照片，照片里他憨厚的笑容刺痛了刘章的眼睛。
离他床铺不远的同事，最近总在研究地图。他指着深圳的方向，对刘章说："下个月发工资就走，电子厂那边管吃住，还能学技术。"
七月的暴雨说来就来。一天深夜，刘章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门外站着浑身湿透的同事，这个平日里沉默寡言的男人，此刻眼眶通红："我儿子病了，可......"他哽咽着说不下去。刘章明白，厂里已经三个月没发工资，他没有钱往家里邮。
第二天，刘章把存折里仅有的两千块钱取出来，塞到他手里。他攥着钱，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被刘章慌忙扶起。看着他背着空荡荡的蛇皮袋消失在雨幕中，刘章突然觉得，这间宿舍的人，就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各自飘零在陌生的城市里。
随着人越来越少，车间的管理愈发严苛。监控摄像头新装了三个，连去厕所都要登记时间。有次刘章肚子疼，多耽搁了几分钟，就被主管扣了半天工资。看着工资条上刺眼的数字，他终于理解了那些离开的人——在生存面前，尊严和理想都显得太过奢侈。
中秋节前夜，刘章收到了一个同事的短信。照片里，他站在深圳某电子厂的门口，身后是崭新的厂房。"章哥，这边确实好些，你也来吧。"短信末尾，他还发了个笑脸表情。刘章望着窗外的圆月，想起去年中秋大家分食月饼的场景，泪水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宿舍的墙上，不知谁用粉笔写了句诗："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句被工友们反复涂抹的诗句，在潮湿的空气里渐渐模糊，就像那些离散的身影，终将消失在时光的长河里。而刘章知道，属于他们这代人的故事，还在继续。
2006年深秋的夜晚，东莞的空气里飘着若有若无的桂花香。刘章拖着疲惫的身躯推开宿舍门时，屋里突然陷入一片漆黑。他下意识地摸向墙壁上的开关，却被身后的同事猛地拽住手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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