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先生，”罗浮开口，声音干涩，“年轻气盛是好事，可这两万块不是小数目。电影这碗饭，不好吃。胶片贵，机器贵，人工贵，拍十部能有一部回本就不错了。您那小说改编权，实实在在两千块，拿了走人，稳当。”
何雨柱笑了。
他那张方脸上平时没什么表情，一笑，眼角堆起密密的纹，像晒干了的河床。
“罗先生，”他说，烟夹在指间，烟灰积了长长一截，要掉不掉，“我老家在山东高密乡，种地的。地里刨食，看天吃饭。风调雨顺，一亩地能打三百斤麦子；碰上旱涝，颗粒无收。可庄稼人年年都下种，为啥？因为地在那儿，你不种，它就荒着。”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和罗浮并肩站着。
窗外，一个报童举着报纸跑过，尖着嗓子喊：“号外！号外！大陆灾荒，粮价飞涨！”
“这电影，就是块地。”何雨柱说，烟灰终于掉了，落在深红色的地毯上，悄没声的，“邵先生兄弟俩是老实庄稼人，懂节气，会伺候地。我投点种子钱，等秋收。”
他转身，看着还跪在地上的邵家兄弟：“起来吧。地上凉。”
邵老大先爬起来，腿有点软，扶着桌子边才站稳。
邵老二还跪着，仰着脸看何雨柱，眼泪这时候才流下来，两道清鼻涕跟着淌，他也不擦，任它们在嘴唇上边亮晶晶地挂着。
“何先生，”邵老大声音稳了些，“您这两万块，是救命的钱。不瞒您说，厂子里胶片只剩最后两卷，下个月的工钱还没着落。您这钱一到，机器就能转，灯就能亮，演员就能吃饱饭。”
何雨柱走回桌前，把烟按灭在铜烟灰缸里：“我有个条件。”
“您说！”
“拍咱们夏人自己的片子。”何雨柱说，眼睛看着邵老大，那眼神忽然变得很锐，像两把锥子，“别学洋人那套，哭哭啼啼，搂搂抱抱。咱们有《水浒》，有《三国》，有杨家将，有岳飞。拍这些。拍出骨头，拍出血性。”
邵老二这时候猛地站起来，鼻涕眼泪糊了一脸，却咧嘴笑了，那笑容难看，可真实：“何先生，就冲您这句话，我邵邨人这条命，豁出去了！”
罗浮转过身来，看着何雨柱。他瘦脸上那双小眼睛眯着，像是要透过何雨柱的皮肉，看清他骨头缝里藏着什么。看了好一会儿，他忽然也笑了，笑得胡子一翘一翘的。
“何先生，”他说，“我罗浮在报馆混了三十年，见过的人，比这屋里地板的木板还多。您这样的，头一回见。”
他走回桌前，从抽屉里拿出纸笔：“既然要干，就立字据。白纸黑字，天地鬼神都看着。”
合同是罗浮拟的。
他写得快，钢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像春蚕啃桑叶。写完了，念一遍，条款清楚，滴水不漏。
何雨柱听罢，接过笔，在落款处签下自己的名字。那三个字写得歪扭，像三捆被风雨打趴的高粱。
邵家兄弟也签了，手抖得厉害，名字写得像蚯蚓爬。
罗浮拿出印泥盒子，猩红的一坨，像刚挖出来的心脏。四个人挨个按手印，大拇指摁下去，提起时，纸上留下四个红圈圈，湿漉漉的，在灯光下反着光，像四只刚刚睁开的眼睛。
“成了。”罗浮吹了吹纸上的墨迹，“从今日起，何先生就是这部《岳飞行》的制片人之一。按规矩，得挂名。”
“何先生还得给我们当顾问！”邵老二急急地说，“剧本，服装，道具，您都得给把把关！”
何雨柱点点头，没多说。他把合同副本折好，塞进怀里，贴着心口放。那纸还温着，带着罗浮手上的温度。
邵家兄弟揣着两万港币走了。邵老大把装钱的皮包紧紧抱在怀里，像抱着个刚出生的婴儿。邵老二走在旁边，一步三回头，朝何雨柱鞠躬，腰弯得很低，几乎折成直角。
门关上了。屋里忽然静下来。
罗浮重新坐回太师椅，长长地舒了口气，那口气吐得绵长，像把积了多年的浊气都吐了出来。
“何先生，”他说，眼睛看着天花板，“您知道我刚才在想什么？”
“想我是个傻子。”
“不。”罗浮摇头，“我想起我爹。他也是山东人，逃荒来的香港。临走前，他把家里最后半袋高粱面换了三块大洋，缝在裤腰里。到了香港，在码头扛大包，扛了十年，攒下钱，开了间小印刷铺。临死前，他跟我说，浮啊，人活着，得有点念想。这念想不是钱，是比钱大的东西。”
他顿了顿，又说：“我这些年，办报纸，做生意，钱越赚越多，可我爹说的那个‘念想’，我找不着了。今天在您这儿，我好像又闻着点味儿。”
何雨柱给自己倒了杯茶。茶凉了，涩得很，他一口喝干，喉咙里一阵苦。
“罗先生过奖。”他说，“我就是个写小说的，碰巧写了本卖得动的书，又碰巧不想只拿那点死钱。”
罗浮站起来，走到何雨柱面前，伸出右手。何雨柱也伸手，两只手握在一起。罗浮的手干瘦，骨头硌人；何雨柱的手粗硬，老茧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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