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班子的脚步慢了下来。
玉兰踩了踩光亮可鉴的地板，又缩回脚，怕留下泥印。阿强仰头看着高得令人眩晕的天花板，水晶吊灯垂下来，成千上万片玻璃折射着惨白的光。老陈把胡琴往怀里藏了藏。
那琴筒上的蟒皮已经开裂，在这个地方显得像个不合时宜的笑话。
“在这儿等我。”何雨柱指了指大厅角落的皮沙发。他对前台穿藕荷色旗袍的小姐说：“阿珍，给客人上茶。”
叫阿珍的姑娘应了声，目光扫过这群人，脸上挂着职业性的微笑，像戴了张描画精致的面具。
徐子怡站在原地，手指深深陷进包袱的布料里。
她看着何雨柱。
这个男人走进报社大厅的瞬间，脊背挺得更直了。几个夹着公文包的职员经过，都朝他点头：“何总。”
“柱哥。”
“老板。”
“走吧。”何雨柱折返回来，拉住她的手腕。他的手掌很热，掌心有粗糙的老茧，磨得她皮肤发疼。
电梯是铁栅栏的，运行时发出“哐当哐当”的呻吟。数字灯一层层亮起：2、3、4……徐子怡盯着那些跳跃的铜数字，忽然想起乡下老家跳大神的师公，手里的铜铃也是这样一跳一跳的。
五楼。
走廊铺着暗红色的地毯，吸走了所有脚步声。两侧是一间间用毛玻璃隔开的办公室，打字机的敲击声从门缝里漏出来，哒哒哒哒，密集如暴雨。
何雨柱推开一扇挂着“副总编辑”牌子的门。房间很大，三面墙都是书架，塞满了精装书和文件夹。
窗前是张巨大的红木办公桌，上面堆着半尺高的稿纸，镇纸是块沉甸甸的生铁，压着几张墨迹未干的报纸清样。
“坐。”何雨柱指了指墙边的沙发，自己走到桌前，拉开抽屉。
徐子怡没坐。她走到书架前，指尖拂过那些烫金的书脊：《国富论》《资本论》《年鉴》《星岛日报合订本》……她只读过三年私塾，识的字刚好够看戏本。这些书对她而言，是另一重世界的符咒。
“子怡。”何雨柱唤她。
徐子怡转身。
何雨柱正把一沓沓港币塞进牛皮公文包。那些钱很新，捆得整整齐齐，边缘在灯光下泛着青白色的光。
她从未见过这么多现金，方敬之管账时，最多的一次，钱匣里也只有薄薄一叠。
“这些钱……”
“买戏园。”何雨柱拉上拉链，动作干脆利落，“走吧，王老板和罗浮在等。”
走到门口，他忽然停住，转身看她：“有件事要交代。”
“你说。”
“在这儿，我叫傻柱。”何雨柱的声音压得很低，走廊的吸音地毯让他的话听起来像耳语，“笔名。写专栏用的。”
徐子怡点点头。
她看过《南华早报》的副刊，有个叫“傻柱”的作者，专写市井奇谭，文风辛辣，插图是自画的漫画，把政客商人画成肥头大耳的猪猡。
“还有，”何雨柱的手搭上门把，却没拧开，“如果有人问，就说我是留洋回来的。m国，或者y国，随你编。别说内地的事。”
徐子怡心里咯噔一下。她想起何雨柱的口音。
带着北方腔的官话，偶尔夹杂几个粤语词汇，像汤里撒错了的胡椒。她张了张嘴，想问什么，最终只是点了点头。
“委屈你了。”何雨柱看着她，眼神很深，深得像老家后山那口废弃的矿井，“等戏园开张，你只管唱戏，别的都交给我。”
办公室里，时间过得很慢。
玉兰端起描金细瓷茶杯，啜了一口，又轻轻放下，杯托和杯沿相碰，发出极轻微的“叮”声。
她盯着杯沿上那抹口红印。
刚才阿珍端茶来时，她学着电影里富家小姐的样子，翘起小指，结果口红沾了上去。现在她有些懊恼，又有些得意，像是偷穿了大人的高跟鞋。
“你们说，”老陈蹲在沙发边，抱着他的胡琴，声音像从琴筒里飘出来的，“柱哥到底是什么人？”
阿强正在研究墙上的挂钟。那钟是西洋样式，鎏金的钟摆左一下右一下，切割着时间。
他听见问话，头也不回：“贵人。咱们的贵人。”
“可这也……”玉兰环顾四周，压低声音，“太阔气了。师父在的时候，最风光那阵，也就租得起弥敦道一个小场子，还得跟人分账。”
阿梅一直没说话。
她坐在窗边，看着楼下的德辅道。电车“叮叮当当”驶过，车窗里塞满模糊的人脸。双层巴士顶上坐着穿西装的洋人，手里拿着报纸，报纸在风里哗啦作响。她忽然想起父亲。
那个葡萄牙商人也有间气派的办公室，在皇后大道中，窗外能看见维多利亚港。他总说，香港是冒险家的乐园。可父亲冒险赌输了，破产后吞了膏，尸体在跑马地一间廉价旅馆里晾了三天才被发现。
“子怡姐真是好命。”玉兰的声音把她拉回来。
“命？”阿梅冷笑，“方敬之卷钱跑的时候，你们不都说她命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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