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英国使节发现，广州十三行商人需向官员缴纳“规费银”，每船货物被抽税高达20%，远超英国关税标准。最让人无奈的是，使团展示的连发步枪、后膛装填火炮等装备，被清军将领视为“奇技淫巧”，而清军仍在使用明代仿制的红衣大炮；英国“狮子号”战舰配备的六分仪和航海钟，与清朝水师仅靠罗盘定位形成鲜明对比，使团记载中国水手“不识经纬度概念”。
此外，马戛尔尼特意展示的蒸汽机模型，被清朝官员误认为“新式水车”，相关技术图纸转呈内务府后未获任何反馈。最丢人的是，清廷坚持要求英使行三跪九叩礼，而马戛尔尼仅愿单膝跪地吻手礼，礼仪争执持续月余。乾隆将乔治三世来函中的“兄弟之邦”称谓改为“咨尔国王”，要求英国“倾心向化”，引发使团成员私下讥讽。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认知差异在使团归国后就像被点燃的火药桶一样，持续不断地发酵着。马戛尔尼在他的报告中毫不掩饰地将清朝形容为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这个比喻形象而生动地描绘出了他对清朝的看法。
这样的描述对于当时的英国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它直接影响了19世纪英国对华政策的走向，使得英国开始重新审视与清朝的关系，并逐渐调整其对华策略。原本可能存在的友好合作的可能性被削弱，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疑虑和警惕。
我心里暗道，“所谓英国使团被安宫牛黄丸救了一命的事，简直就是意淫。哎，乾隆爷这种系统性误判，导致大清错过工业文明转型关键期，当1820年英国铁路里程突破200公里时，清朝仍以驿道快马维持帝国运转，最终形成‘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历史困局，害得我老爷爷没了铁杆庄稼差点成了乞丐，要不是解放了政府给找工作，早就饿死了那还有我啊。”但这些话，我是没有说给周先生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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