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三个一看，都觉得老周的这副鬼样子不像是装的，断定可能是好东西，
于是，我们赶紧把脑袋凑过去，老邻居突然“啧”了一声——只见油光水滑的祺祥重宝躺在泛黄的宣纸上，穿口磨损处泛着枣红皮壳，可钱文“重”字那横笔尖儿上缺了半拉锈——要命的是祺祥钱压根儿没流通过，正经出土的该是生坑绿锈！
“老周，您这做旧手艺比东四十条那帮孙子强。”老邻居弹了弹钱边儿，铜声儿发闷，他继续说道，“就是火候过了，您闻闻这酸味儿，拿尿泡完又埋花盆了吧？”
老周腮帮子上的肉跳了跳，突然抄起铜钱往青石板上“当啷”一摔。我心头一紧，却见那钱蹦起二尺高，落地打着旋儿嗡嗡响。我眼疾手快抄起来，对着日头一照，不满道，“老邻居你丫走眼了！这铜声带水音儿，明摆着是云南矿的滇铜！”
此时，树荫底下知了叫得撕心裂肺。老周摸出一盒烟，抽出一根点上，缓缓说道，“光绪年间宝源局大火，我太爷爷从炉灰堆里扒拉出一捧祺祥胚子。您手里这枚是拿门钉改的模，看见穿口这月牙纹没？”他食指在钱眼上划拉，接着说道，“这是满人工匠打的暗记，防着汉人偷铜料。”
老周所言不虚，清代宝源局为了防止汉族工匠掌握核心的铸币技术，可谓是煞费苦心，采取了一系列严密的管控措施。
首先，在工匠分工方面，宝源局对汉族工匠进行了严格限制，只允许他们参与熔炼、翻砂等基础工序。而对于关键环节，如雕模和配比等，则完全由满族匠户或包衣奴才专门负责控制。这样一来，汉族工匠就无法接触到铸币的核心技术，从而保证了满族对铸币技术的垄断。
其次，宝源局实行了“分房作业”制度。根据不同的工序，将工匠们分配到不同的房间进行工作，而且各工序之间的工匠不得随意交流。此外，重要的工坊还会有八旗兵丁驻守监视，以确保工匠们严格遵守规定，不会出现任何违规行为。
最后，宝源局还推行了连坐追责制度。汉族工匠在进入宝源局工作时，需要出具担保书。一旦出现钱式外流或私铸等行为，不仅当事人会受到严厉惩罚，同组的工匠也都会受到牵连，一同被严惩。通过这种方式，宝源局进一步加强了对汉族工匠的控制，确保货币铸造权始终牢牢掌握在满人官僚体系的手中。
这下，老邻居“终日打雁，叫雁啄了眼”，脑门上的汗珠子“啪嗒”掉在铜钱上，洇出个深色圆斑。我摸出放大镜细瞧，钱文转折处果然藏着细若发丝的錾痕——前些年保利拍过枚祺祥母钱，拓片上的刀工跟这纹路对得上牙。
“开个价吧。”我把钱递给老张，老张赶紧接过去，我看到他攥的指节都泛了白。
老周伸出三根胡萝卜似的手指头，“三万。”
“您当这是卖糖葫芦呐？”老张蹦起来差点撞着槐树枝。老邻居这时候已经恢复了神色，也帮腔道，“去年西泠秋拍，祺祥小平钱也就拍了两万八！”
1861年咸丰帝病逝后，载垣等顾命大臣拟定“祺祥”年号，宝泉局、宝源局及地方钱局随即开铸新钱。该钱直径约22毫米，重3.2-3.6克，黄铜材质为主，面文楷书“祺祥通宝”，背满文标注铸局。
受到辛酉政变的巨大影响，原本预定使用的祺祥年号仅仅持续了短短 69 天便被慈禧太后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同治”这个新的年号。由于时间紧迫，各地的铸币局实际铸造祺祥钱的时间甚至不足一个月，因此现存的祺祥钱大多属于试铸的样钱，真正能够在市场上流通的钱币数量更是不足一千枚。
祺祥钱的钱文风格延续了咸丰钱的一些特征，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寳”字的末笔通常会被写成较长的捺。此外，祺祥钱的穿口依然保留着清代中期那种方正的形制。然而，由于铸造过程过于仓促，部分祺祥钱存在一些工艺上的瑕疵，比如字口粘连、边轮没有经过修整等问题。
从包浆方面来看，真品祺祥钱的包浆多呈现为黑褐色的氧化层，这是经过长时间自然氧化形成的。而伪造的祺祥钱则常常因为使用了现代的酸蚀技术，导致其表面呈现出一种不自然的绿色锈迹。
在收藏界，祺祥钱被普遍认为是清钱五十名珍之一，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它不仅是一种珍贵的货币，更是见证辛酉政变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实物，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位是行家，这些事我没话说。但是，您三位打杭州飞过来油钱多少？”老周慢悠悠嘬着烟嘴，眯眼瞅着远处山梁上盘旋的老鹰，“再说，我这枚带着宝源局暗记，搁香港荷里活道……"
荷里活道位于香港中环至半山一带，始建于1844年，得名于早年沿路种植的冬青树（Hollywood的音译）。作为亚太地区重要古董集散地，这里聚集着逾百家古玩商铺，半数以上经营超过三十年。主要货品涵盖明清瓷器、广彩外销瓷、酸枝家具、翡翠玉器及铜胎珐琅器等，其中19世纪出口银器与岭南木雕最具地域特色。其中，摩罗上街（猫街）作为其分支，原为二手杂货市集，1970年代因荷里活道租金上涨，部分古董商迁入形成地摊经济，现以铜锁、旧钱币、老照片等小件杂项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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