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砚秋站在国家科技伦理研究院的顶楼，俯瞰着楼下往来的年轻面孔。玻璃幕墙上倒映出她鬓角的白发，却掩不住那双眼睛里的清亮。桌上摊着最新的《全球科技伦理发展报告》，封面烫金的标题旁，印着研究院二十年来的成果图谱——从最初的十条准则框架，到如今覆盖基因编辑、人工智能、太空探索等十八个领域的伦理体系，密密麻麻的线条像一张守护人类未来的网。
“林院士，北大的奖学金申请材料已经汇总好了。”助理推门进来时，手里捧着厚厚的文件夹，“今年有三百多名本科生申请，比去年增长了百分之四十。”
林砚秋指尖划过文件夹边缘，想起二十年前在日内瓦参加第一次国际科技伦理峰会的场景。那时她还是个三十出头的学者，坐在会场后排，听着各国专家为基因编辑的伦理边界争论不休。某国代表掷地有声的质问至今仍在耳畔回响：“当我们这代人老去，谁来守护这些准则？”
她翻开第一份申请材料，照片上的女孩扎着高马尾，眼神里有她熟悉的执拗。个人陈述里写着：“在参与CRISPR基因治疗志愿者访谈时，我看到晚期患者家属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时颤抖的手。科技的温度，或许就藏在那些被审慎对待的犹豫里。”
“把这个叫苏芮的学生列为重点考察对象。”林砚秋在材料上画了个圈，“让她下周来院里参加面试。”
面试那天，苏芮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裤，抱着一摞打印整齐的论文闯进会议室。当被问及如何看待“科技伦理是否会阻碍创新”时，女孩突然从背包里掏出个魔方，手指翻飞间，五颜六色的方块渐渐归位。
“您看，”她举起复原的魔方，“伦理就像这些色块的边界，看似限制了移动，却让最终的秩序成为可能。去年我在实验室目睹过未达标的CAR-T细胞被违规用于临床，那种对规则的漠视，比技术停滞更可怕。”
林砚秋注意到女孩袖口露出的淤青，后来才从辅导员那里得知，苏芮的母亲正在接受基因治疗临床试验，她白天上课，晚上去医院陪护，申请材料是在病房走廊的灯下写完的。
“下周一起，来我的项目组实习吧。”林砚秋递过门禁卡时，看到女孩眼里突然亮起的光，像二十年前第一次走进伦理实验室的自己。
师徒传承计划启动仪式设在研究院的圆形报告厅。八十岁的周明远院士颤巍巍地走上台，手里捧着1998年第一版《科技伦理纲要》，泛黄的纸页上满是批注。“当年我们在制定人工智能伦理准则时，没人能想到今天会有情感机器人。”老人的声音透过麦克风传遍全场，“但有些东西是不变的——对生命的敬畏，对未知的审慎，对后代的负责。”
他将一本签过名的纲要递给站在面前的年轻人。男孩叫陈阳，是计算机系的博士生，研究方向是算法偏见修正。三个月前，他开发的AI招聘系统因排除了所有“生育可能性高”的女性简历引发争议，是周院士带着他走访了三十家企业，收集到八千份真实招聘数据，最终研发出兼顾公平性与实用性的新模型。
“周老师让我明白，伦理不是实验室里的公式。”陈阳接过书时，指尖不小心蹭到老人手上的老年斑，“上个月在深圳调研时，他为了弄清楚外卖骑手算法的真实影响，跟着骑手跑了三天暴雨。”
秋季学期开始后，苏芮每周三下午都会出现在肿瘤医院的伦理咨询室。林砚秋坐在她对面，看着她给患者家属解释基因治疗的风险收益比。有次遇到情绪激动的家属拍着桌子质问“你们这些搞伦理的是不是想看着人等死”，苏芮递过去一杯温水，轻声说：“我妈妈也在三号病房接受治疗，她昨天还说，知道每一步风险的选择，哪怕结果不好也不后悔。”
那天结束后，林砚秋带苏芮去了研究院的档案室。在恒温恒湿的库房里，保存着二十年来的伦理审查档案：2018年第一例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调查报告，2025年自动驾驶伦理决策算法的争议记录，2030年太空采矿伦理公约的谈判手稿……最底层的箱子里，是一叠泛黄的信纸，是当年团队在地下室熬夜制定准则时，互相鼓励的便签。
“你看这张。”林砚秋抽出一张写着“如果我们放弃底线，后代会怎样评价我们”的纸条，“当年王教授写这句话时，窗外正飘着雪。现在想想，所谓传承，就是让每个时代的人，都能听到这样的追问。”
寒假前的最后一次项目会上，陈阳演示了新研发的算法伦理检测系统。当屏幕上出现“性别偏见指数下降72%”的结果时，周院士突然鼓起掌来。老人最近记性越来越差，却清晰记得每个算法参数的伦理依据。“记得加入动态调整模块。”他指着屏幕角落，“技术在变，人心也在变，伦理准则不能是刻在石头上的戒律。”
散会后，陈阳扶着周院士走出大楼，发现雪不知何时落了下来。老人突然停下脚步，望着研究院门口那棵松树：“三十年前，我在这里栽下它时，还只是根树苗。”松枝上的积雪簌簌落下，落在两个相携而行的身影上，像一场无声的交接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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