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浦江上的晨雾还没散透，陆家嘴的玻璃幕墙刚接住第一缕阳光，上海市网信办三楼的会议室里，空气已经绷得像拉满的弦。李砚之把一叠投诉材料推到会议桌中央，蓝色封皮上“星链中国用户数据投诉案”几个字格外扎眼，他指尖敲了敲最上面那份，声音压着几分凝重：“王大叔的渔船，在舟山渔场用了星链中国的‘远洋通’服务，定位数据三天内泄露两次，外国船队直接堵了他的传统渔区——这不是技术故障，是企业把用户数据当‘增值资源’给第三方了。”
会议桌两侧坐着网信、工信、航天局的工作人员，还有特邀的伦理学家张敬之教授。张教授推了推眼镜，拿起材料翻了两页，眉头拧起来：“更麻烦的是轨道。星链中国上个月抢发了12颗低轨卫星，轨道高度和我国‘天网’系统的气象卫星重叠了三次，差点造成碰撞——太空资源不是谁家先抢就是谁的，这已经触及太空伦理的底线了。”
李砚之揉了揉眉心，手机屏幕亮了下，是下属发来的紧急消息：“民航局刚才来函，虹桥机场进近航道昨天下午出现15分钟信号干扰，初步排查是星链中国某颗卫星的频段偏移。”他把消息投屏到墙上，会议室里瞬间安静下来，只有投影仪的嗡鸣声在空气中飘着。
“得找陈默谈谈。”李砚之站起身，抓起外套，“星链中国是国内卫星互联网的龙头，他们的问题不解决，整个行业都要跟着乱。”
陈默在星链中国总部的顶楼办公室里，正对着巨大的屏幕看卫星轨道模拟图。屏幕上，代表自家卫星的蓝色光点密密麻麻挤在低轨区域，和其他卫星的轨道线缠成一团乱麻。助理敲门进来，递上一份文件：“陈总，网信办李主任要见您，说是关于用户投诉和轨道占用的事。”
陈默叹了口气，把笔扔在桌上。他不是不知道问题，只是去年董事会定了KPI，要在年底前把卫星数量从300颗扩到500颗，抢占低轨资源——国外的星链已经有两千多颗了，他要是慢了，中国企业在卫星互联网领域就没话语权了。“让他进来吧。”
李砚之走进办公室时，陈默正站在窗边看黄浦江的货轮。“李主任，喝茶。”陈默递过一杯龙井，语气带着几分试探，“数据泄露那事，我们已经把涉事的第三方公司告了，用户赔偿也到位了。轨道的事，我们正在调整卫星姿态，不会再跟‘天网’冲突。”
“调整姿态？”李砚之接过茶杯，没喝，放在桌上，“陈总，我昨天去了舟山渔港，王大叔的船停在码头，渔网晒了一地。他说用‘远洋通’是为了能跟家里视频，结果渔区位置被卖了，这季的收成少了一半——你觉得赔偿能补回来吗？”他顿了顿，指着墙上的轨道图，“还有轨道，低轨资源就这么多，你抢一颗，别人就少一颗，要是每个企业都像你们这么干，未来太空里全是卫星碎片，谁还能安心用卫星互联网？”
陈默的脸沉了沉：“李主任，我理解监管的重要性，但卫星互联网是新兴行业，国外都在跑马圈地。我要是按部就班等审批，等伦理框架，中国的卫星互联网就落后了！”
“落后不是靠抢资源、牺牲用户权益换来的。”李砚之拿出一份草案，放在陈默面前，“这是我们初步拟的《卫星互联网伦理监管框架（讨论稿）》，你看看——核心就三条：用户数据必须本地化存储，未经本人同意不能用于任何商业用途；轨道申请要经过航天、伦理专家联合评审，避免无序抢占；信号频段必须报备，不能干扰公共通信和航空安全。”
陈默拿起草案，翻了几页，眉头越皱越紧：“本地化存储要加服务器，成本得涨20%；轨道评审要走流程，我这12颗卫星的发射计划就得推迟——李主任，这会拖垮企业的。”
“拖垮企业的不是监管，是没有底线的发展。”李砚之站起身，“明天上午，我们要开一个多方座谈会，邀请了渔民代表、伦理专家、民航和航天部门的人，你要是愿意，就来听听大家的想法。”
第二天的座谈会在市网信办的多功能厅举行。王大叔坐在第一排，穿着洗得发白的渔服，手里攥着一张打印出来的定位记录，手指因为用力而泛白。陈默走进来时，正好对上王大叔的目光，那目光里没有愤怒，只有无奈——就像他小时候在老家看到的，农民看着被洪水淹了的庄稼的眼神。
座谈会开始，李砚之先介绍了情况，然后请王大叔发言。王大叔站起来，声音有点发颤：“我不懂什么卫星、伦理，我就知道，我用‘远洋通’，是信得过它安全。结果我的船在哪，每天捕多少鱼，别人都知道。外国船跟在我后面，我网还没下，他们先把鱼捞走了——这不是偷吗？”
台下有人点头，张敬之教授接着说：“王大叔的遭遇，本质是数据伦理的缺失。卫星互联网收集的用户数据，不仅有定位，还有通信内容、使用习惯，这些数据一旦泄露，后果比传统互联网更严重——因为卫星信号覆盖广，数据可能跨境流动，监管难度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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