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一日（1898年6月11日），紫禁城太和殿里，二十八岁的光绪帝载湉亲手将一道朱笔谕旨交予军机大臣。这道被后世称为《明定国是诏》的诏书中写到："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清德宗实录》卷418）通俗讲就是说：这些年大臣们都在讨论变法自强，从今往后，上至王公贵族，下到普通百姓，都要努力进取，既要学好圣贤道理打好根基，也要广泛学习对国家有用的西方学问，切实改变空谈误国的弊病。
诏书宣读的那一刻，站在阶下的康有为忍不住攥紧了拳头。这位刚被光绪帝召见不久的工部主事，三个月前，他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疾呼："变则能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如今，皇帝的诏书终于回应了他的呐喊。
变法诏书如同雪片般从紫禁城传出。六月十五日，光绪帝连发三道谕旨：将阻挠变法的协办大学士翁同龢开缺回籍，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又规定此后二品以上官员授新职须向太后谢恩。这看似矛盾的举措，实则暴露了年轻皇帝的急切与妥协——他既想剪除身边的守旧势力，又不得不向慈禧太后做出让步。
住在南海会馆的梁启超对此忧心忡忡。这位二十四岁的维新派骨干正忙着起草《京师大学堂章程》，他在给妻子李蕙仙的信中写道："皇上圣明，举动雷厉风行，中外欢欣鼓舞...惟旧党之阻力甚重，恐难有成。"（《梁启超家书》）信写完还未寄出，新的谕旨已送到：废除八股取士，改试策论。
这道诏书在江南贡院激起了轩然大波。苏州举子王先谦捧着抄录的谕旨，手指几乎戳穿了纸页："千年成法，一旦尽废，士心何在？"（《葵园四种》）他身后，数千名准备应试的举子哭骂声震彻街巷，有人将笔墨纸砚掷入秦淮河，高呼"宁死不考洋时务"。而在广州，十七岁的汪精卫却对着谕旨焚香跪拜，他对同学说："八股亡，则少年中国兴矣！"
光绪帝全然不顾朝野的骚动。七月初，他召见梁启超，命其办理译书局事务，当天便谕令"将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紧接着，设立农工商总局、矿务铁路总局，裁撤詹事府、通政司等冗余机构，甚至下令八旗子弟"各习四民之业，以资生计"。短短四十天，颁布的新政谕旨已达一百一十多道，平均每日超过两道。
总理衙门章京张元济在日记中惊叹："上每日视朝，召见臣工，多至十数人，谕旨时常自拟...夜分不寐，尤勤批阅。"（《张元济日记》）这位后来创办商务印书馆的有识之士，亲眼目睹光绪帝在七月二十日的朝会上，因守旧大臣孙家鼐反对设立制度局，竟拍案怒斥："汝以祖宗之法不可变，朕独谓祖宗之法当变则变！"
七月二十八日，光绪帝谕令将阻挠新政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六堂官全部革职，同时破格提拔赞同变法的侍读学士徐致靖、御史宋伯鲁等。这是清朝历史上罕见的人事大地震，消息传出，内务府大臣立山在颐和园向慈禧哭诉："皇上连老佛爷的人都敢动了！"
此时的颐和园，成为了守旧派的避难所。怀塔布的妻子跪在慈禧面前，将光绪帝的谕旨一件件念出，说到"允许官民上书言事，不得阻挠"时，慈禧手中的佛珠戛然停住："他是要把天下人都召来骂我吗？"一旁的荣禄低声附和："新政太急，已致人心惶惶，直隶绿营兵丁都说，再裁兵饷就要哗变了。"
紫禁城的南书房，光绪帝正与康有为彻夜长谈。康有为力主"设议院以通下情"，光绪帝却叹息："太后不允，奈何？"（《康南海自编年谱》）君臣二人最终商定，先从经济、教育入手，待时机成熟再议政治改革。但年轻的皇帝显然已按捺不住，八月初，他竟直接谕令袁世凯编练新军，"着即酌带所部，迅速来京"，试图掌控军权。
这一举动让荣禄大为惊恐。他连夜从天津赶回北京，在颐和园密奏慈禧："袁世凯野心勃勃，若为帝所用，恐生大变。"（《戊戌纪略》）慈禧随即下令："九月初，朕将赴天津阅兵，着荣禄届时调度各军。"
此时的京城已如沸腾的油锅。吏部主事陈三立（曾国藩之孙）在给父亲陈宝箴的信中描述："每日朝堂之上，新旧两党如同水火，御史杨崇伊连日递折，请太后训政，言辞甚急。"（《散原精舍文集》）
九月初，光绪帝的谕旨更加密集。他下令"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之学堂"，又谕令"八旗蒙古汉军各旗，均改练洋枪队"。最激进的是，他竟准备撤销总理衙门，改设"外务部"，这直接触动了奕匡等亲王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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