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静第一次翻开母亲的陶艺笔记，是在十八岁生日那天。梅雨季的潮湿渗进阁楼木板缝，把那本用蓝布包裹的笔记本泡得发胀，纸页边缘蜷曲如老陶碗的豁口。她蹲在落满蛛网的楼梯间，指尖刚触到封皮上“李桂兰”三个字，就有细小的泥粉簌簌掉落——那是母亲年轻时的名字，如今只在市集摊位的吆喝声里，被唤作“老郭家的”。
笔记的第一页用铅笔写着“粗陶碗成本核算”，字迹娟秀得不像终日与泥料打交道的手。郭静凑近窗缝透进的微光，看见母亲用不同颜色的线头标注数据：土黄色棉线勾出“黏土0.5斤/碗”，靛蓝丝线缀着“釉料钱0.12元”，最后用红毛线在页脚打了个死结，写着“售价需≥1.2元”。那是1987年的物价，一碗阳春面才卖两毛五。
“看什么呢？”母亲的声音突然从楼梯口传来，木屐底蹭过青石板的声响让郭静想起窑炉里陶坯开裂前的微颤。她慌忙把笔记本塞进床底旧木箱，却在盖上箱盖前瞥见最后一行字：“若想做星子碗，需偷藏三分金砂——但生计要紧，此页撕毁。”
母亲的陶碗永远有统一的口径和厚度。郭静小时候总蹲在拉坯机旁，看母亲的手掌像圆规般旋转，泥坯在她掌心隆起的老茧下渐渐成形。“碗底要厚三分，盛热汤才不会烫手。”母亲说着，用竹刀在碗底刻下三道浅痕，“这是给张屠户家定做的，他婆娘要坐月子，得用结实碗。”
市集上的陶碗摊位是母亲的战场。她总把郭静打扮成招财童子，坐在堆成小山的粗陶碗后，自己则举着豁口碗演示：“看这胎质，敲起来当当响！”有次隔壁摊位的瓷器贩子笑她碗底厚得能砸核桃，母亲抄起一只碗就往石板上磕，釉面迸裂的纹路竟像极了冬日窗上的冰花。“厚？”她把碎碗片塞到那人手里，“你家婆娘喝鸡汤时，是要碗底先烫穿还是咋地？”
郭静十二岁那年，母亲接了笔急单——给镇上酒厂做两百个酒坛。连续半个月，窑炉昼夜不熄，母亲的手被陶土磨出一层又一层硬茧。某个深夜，郭静被咳嗽声惊醒，看见母亲正借着月光检查酒坛，每只都要倒扣在石板上敲三下，“当当当”的声响里，她听见母亲用方言念叨：“一响二闷三裂纹，这只可惜了。”
那只“可惜了”的酒坛被母亲藏在柴房角落。郭静偷偷去看，发现坛口有道极细的冰裂纹，像新月落在釉面。她用指尖描着纹路，忽然明白母亲为何总在深夜对着窑炉叹气——那些被她亲手判了“死刑”的次品，裂纹里藏着月光的形状。
“学捏碗先学算账。”母亲把算盘拍在郭静面前时，她正在美院读大二。笔记本上画满了变形的月亮，而母亲用红铅笔在空白处列公式：“釉料成本÷烧制成功率=单件损耗”。郭静赌气用陶土捏了只方碗，母亲抄起篾条就打：“方碗盛饭要撒！你外婆教我时说，陶土是泥巴，更是肚皮，别尽整些天上的星星！”
篾条落在手背的瞬间，郭静想起七岁那年窑炉炸裂的陶碗。母亲当时正用布巾擦着合格品，火星溅到她围裙上烧出个洞，她却头也不抬：“碎了就碎了，再和三斤泥。”可郭静分明看见，母亲半夜偷偷把那些碎陶片埋在老槐树底下，月光照着她的背影，像给碎陶片镀了层金边。
笔记的第37页夹着张泛黄的糖纸。郭静对着光看，糖纸背面用指甲刻着朵未开的兰花——那是母亲年轻时的签名样式。旁边是密密麻麻的数字：“粗陶碗成本0.8元，售价1.2元，利润0.4元。若加刻花，耗时增加两刻，售价可提0.3元，但废品率上升5%。”最后一行字被指腹摩挲得模糊：“刻兰花的碗，总被第一个买走。”
那年冬天，母亲接了笔给茶馆做茶具的生意。郭静放假回家，看见她在昏暗的台灯下刻花，青竹纹在白釉上一点点显形。“茶馆老板说要素雅。”母亲头也不抬，刻刀在碗沿划出细响，“你外婆以前最会刻这种纹，说竹子是泥里长出来的骨头。”
郭静伸手去拿陶碗，却碰倒了母亲的药瓶。降压药撒在刻了一半的竹节上，像落了场不合时宜的雪。母亲慌忙去捡，银发从鬓角滑下来，沾到碗底未干的釉料上。“妈，我来刻吧。”郭静接过刻刀，却发现母亲的指尖在发抖——那些年拉坯留下的老茧，如今成了关节炎的温床。
“你那是搞艺术的手。”母亲抽回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我这双手知道泥性，刻坏了三十个，这是第三十一个。”郭静这才注意到脚边的废料桶，里面堆着三十只带竹节的碎碗，每道裂纹都像极了母亲手背的青筋。
茶馆老板来验货时，母亲把刻着兰花的样品藏在身后。“全要青竹纹。”老板吐着烟圈，“兰花娇气，喝茶的人嫌晦气。”母亲没说话，等老板走后，才把那只兰花碗塞进郭静行李：“路上喝水用，别让人看见。”
现在，郭静蹲在工作室的泥料堆前，手里捏着块陈腐三年的紫泥。母亲的笔记摊在脚边，第56页记着“星子釉配方”：“钴料三钱，金砂七分，需在窑温1280度时投柴三次，如向夜空抛洒星子。”旁边用红笔打了叉：“此为虚耗，务实者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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