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校端坐在御书房内，面前堆积如山的皇宫藏书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他全神贯注地翻阅着这些珍贵的典籍，希望能从中找到有关当年郑和下西洋时期海船的详细资料。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眉头越皱越深，眼中流露出失望之色。
尽管已经查阅了无数卷册，但始终未能如愿以偿。无奈之下，朱由校只得传旨给师父孙承宗，命其前往兵部库房仔细搜寻一番。他深知孙承宗为人正直、办事得力，定能不负所托。
朱由校心中暗自思忖：“前世听闻，成化朝时兵部尚书刘大夏将郑和的航海日志、造船资料以及永乐年征安南的资料统统藏匿起来，而非如野史传说那般被焚毁殆尽。想必我想要的那些东西，此刻正静静地躺在兵部那布满尘埃的角落里吧。”想到此处，他不禁对这位刘大夏心生怨念。
对于郑和下西洋这一壮举，任何一位后世的汉人都会感到振奋不已，并为之扼腕叹息。毕竟，纵观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像这样大规模且具有深远影响的远洋航行实属罕见。而与之相比，徐福东渡日本虽也广为流传，但终究只是存在于野史之中，缺乏确凿的史料支撑。
究竟该怪罪谁呢？或许，这一切都源于封建王朝根深蒂固的劣根性所致。统治阶层往往出于各种政治考量和利益权衡，对一些重要的文化遗产和科技成果加以封锁或隐瞒，使得后人难以窥得全貌。
在群臣山呼海啸般的“万岁”声中，十月十九日的早朝正式拉开帷幕。对于已经销声匿迹许久的皇帝突然重新现身朝堂，诸位大臣们心里多少还是有点底儿的。毕竟此次皇室改革乃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岂能仅凭皇帝陛下一道圣旨便草草了事？若真如此行事，那要他们这些满朝文武百官还有何用？
果不其然，早朝伊始，权倾朝野的大太监魏忠贤便站出班列，将此番改革的具体举措详细地向在场众大臣一一阐明。令人颇感意外的是，此次改革所波及的范围仅仅局限于皇室以及那些功勋权贵之家，而面对如此重大变革，众多勋贵竟然无一人挺身而出表示反对。这一状况不禁令以文官为首的士大夫集团深感惊诧：难道眼前这群平日里贪婪成性、嗜财如命且吃人不吐骨头的勋贵们转性了不成？要知道，这可不单单只是交点银子那么简单就能蒙混过关的事情，此次改革可谓是石破天惊之举，一举打破了延续两百余年之久的陈规陋习！
于是乎，文官集团幸灾乐祸之下，深怕皇帝有反悔之意，他们纷纷站了出来，表示以最快的速度将圣意传达到帝国的任一角落。随后，朝堂之上响起一片对皇帝陛下歌功颂德之声，人人皆称赞圣上圣明无比。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改革方案当中并未提及士绅阶级。实际上，不少人心知肚明，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浪潮迟早会席卷至士绅阶层头上。只不过此时此刻，尚无人愿意充当那个率先出头的急先锋罢了，这也为后来的‘天启大暴乱’埋下了伏笔。
早朝第二个议题就是东林党官员涉嫌延安府贪腐案，经过审理，确实存在贪污的情况，但......
朱由校没去看后面的理由，无非就是官场潜规则，因为从京城到地方，运送的物资都会有损耗这么一说，无非就是是否合理，只不过这次东林官员稍微的狠了一点。
经过三司详尽深入地调查后发现，以太仆寺少卿周朝瑞和户科给事中薛文周为例，他们所涉及的情节相对轻微。鉴于此，朱由校下旨，将二人贬谪出朝堂。其余二十余名涉案人员则遭受更为严厉的惩处，不仅被革去官职，还被发配至遥远荒僻的岭南地区。
在此次事件当中，户部尚书李三才更是被强制要求辞官归乡，结束其政治生涯。与此同时，朱由校慧眼识珠，大力提拔人才。他先是晋升户部右侍郎李汝华为尚书，紧接着又擢升左侍郎李长庚为右侍郎。此外，尚宝司司丞袁可立亦因其卓越才能与清正廉洁备受青睐，得以升任户部左侍郎一职。值得一提的是，这三位新上任者要么明确属于支持皇帝的帝党成员，要么就是不参与任何党派纷争的中立之士。如此一来，朱由校成功地将户部这个重要部门从东林党的掌控之中抢夺回来。
时至此刻，东林党在六部尚书的职位布局上已然大势已去。除了内阁中的韩爌和刘一燝分别兼任的礼部尚书及吏部尚书外，其他四部尚书之位均已不再有东林党人的身影。即便这两位阁臣身兼尚书之名，但实际上真正掌握尚书职权的另有他人。因此，就实际权力而言，东林党在六部的影响力已大不如前，难以对朝政产生决定性的作用。
只不过目前东林系依然掌控着都察院这一重要机构，高攀龙与邹元标二人更是分别就任右都御史和左都御史之职，将大明的最高检察机关紧紧握于手中，两人素有贤名，且风评更是没的说，使得年轻的皇帝朱由校一时间难以找到插手其中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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