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团开拔后，杨村并未沉寂下来。相反，它成为了巩固新区、支援前线的重要枢纽。
在村党支部和民兵队的组织下，乡亲们投入到热火朝天的生产建设中。
被战火摧毁的田地重新被开垦，春耕的种子带着希望播撒下去。妇救会带领妇女们日夜赶制军鞋、缝补军衣；儿童团则站岗放哨，传递消息。
那座新建的烈士陵园，如同一个无声的誓言，提醒着人们胜利的代价，也激励着生者继续前行。村民们空闲时间也会过来祭扫，缅怀英烈。
然而，平静的表面下暗流涌动。正如赵大勇所料，日军绝不会甘心失败。
县城里的坂本中佐在最初的恐慌和震怒之后，开始实施更为阴险的策略。
他一方面向华北方面军紧急求援，夸大独立团的威胁，请求增派精锐部队和特工人员；另一方面，他改变了单纯军事扫荡的做法，转而采取“怀柔”与“蚕食”并用的毒计。
坂本暗中指示特务机关，物色和派遣大量汉奸、特务，伪装成商人、难民甚至“抗日志士”，混入根据地和新解放区。
他们的任务是搜集情报、散布谣言、挑拨离间、破坏基层政权，甚至试图对独立团留守人员或地方干部进行策反和暗杀。
同时，日军加强了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严禁食盐、药品、布匹等必需品流入，企图困死根据地的军民。
独立团进入新的山区边缘地带后，面临的局面复杂而艰巨。这里日伪势力盘根错节，土匪顽杂横行，群众基础相对薄弱。
赵大勇和牛剑锋决定采取“稳扎稳打，发动群众，建立政权，逐步推进”的方针。
部队以连排为单位分散活动，协助地方工作队建立村政权，组织民兵，减租减息，很快赢得了贫苦百姓的拥护。
但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一天，三营派往黑石峪的工作队遭遇不明武装袭击，两名战士牺牲，一名地方干部重伤。初步调查指向了一股号称“黑虎山”的土匪。
赵大勇闻讯大怒，但并未立即下令剿匪。他指示侦察排长周锐（特战队骨干之一）带队化装侦察，务必弄清这股土匪的底细以及与日伪是否有勾结。
周锐带领几名精干队员，潜入黑虎山周边区域。他们发现，“黑虎山”的大当家叫许马刚，原是当地一霸，日军来了之后也曾抵抗过，但后来为保存实力，态度暧昧，与日伪和国民党顽军都有所往来。
袭击工作队的，确实是许马刚手下的一个头目所为，但动机似乎是为了抢夺工作队携带的少量枪支和物资，暂时未发现与日军有直接联系的证据。
与此同时，团部电台截获并破译了日军一份密电，表明坂本已获得增援，一个代号“菊机关”的特务组织已潜入该区域，负责人是一个叫中村功一的日军少佐，此人精通中文，熟悉中国国情，是个狡猾的老牌特务。
电文提到“策动内应，制造混乱，伺机打击独立团指挥中枢”的企图。
山雨欲来风满楼。
赵大勇和牛剑锋意识到，真正的威胁并非明刀明枪的土匪，而是隐藏更深的“菊机关”和可能存在的内奸。
一场反特、剿匪、巩固根据地的复杂斗争拉开了序幕。
面对新的挑战，赵大勇召集了团党委扩大会议。
特战队的骨干成员也被要求参加，他们不仅战斗力强，而且思维灵活，在反特斗争中能发挥特殊作用。
“同志们，”赵大勇指着地图上的黑石峪和周边区域，“我们现在是两面受敌。明处有许马刚这样的墙头草，暗处有中村功一的‘菊机关’。”
我们的原则是：争取可以争取的，打击必须打击的，首要目标是揪出日特，确保根据地安全。”
牛剑锋接着说：“对黑虎山，要以政治争取为主，军事威慑为辅。许马刚过去打过鬼子，说明他有民族气节，主要是怕被我们吞并。我们可以尝试接触，晓以利害，哪怕他保持中立，对我们也是有利的。但如果他死心塌地投靠鬼子，那就坚决消灭！”
会议决定双管齐下：由牛剑锋亲自带队，组织精干的工作组，在黑石峪加强群众工作，揭露日伪阴谋，巩固基层政权；同时，由赵大勇直接指挥，以特战队为核心，成立一个精干的反特小组，代号“锄奸队”，由周锐具体负责，专门对付“菊机关”。
“锄奸队”迅速行动了起来。他们依靠群众提供线索，对近期出现的陌生面孔进行秘密排查。
周锐判断，中村功一要想有所作为，必然会在独立团内部或地方政权中寻找弱点，甚至可能利用黑虎山土匪作为掩护。
果然，不久后，一条重要线索浮现：黑石峪新成立的村农会主席王老五，最近行为有些反常，经常深夜与人密会，家里也突然阔绰起来。而与他接触的人，经辨认，正是黑虎山上的一个土匪小头目。
周锐没有打草惊蛇，而是布下了一张监视网。同时，赵大勇批准了对黑虎山的“政治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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