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到普通病房一两天后，有一天余家梅跟余家诚说，她听别人说的，说母亲这种情况出院后只能活一两年。
过一会又跟余家诚说：“等我妈出院了还把我妈搬到六楼（指余家诚住的地方），我去照顾。”
余家诚皱了皱眉头觉得不妥，因为他知道母亲到出院那一天肯定还不能走路，于是就跟余家梅说“这不行吧，没有电梯，两个人抬上六楼都不好抬。而且也容易伤着妈妈。”
余家梅说：“没事，教会人多，我来找教会的人抬，不要你管！”
她这么说让余家诚很不舒服。这话任谁听了都不会舒服。
而且她说这个事情的时候，眼神始终是阴冷的，发狠的。
联想到之前她说母亲只能活一两年的话，余家诚猜她这时候应该是认为母亲出院后也会一直瘫痪在床，所以她说的到自己家照顾母亲，其实潜台词就是伺候两年伺候死算了。
之所以这么猜想，是因为农村老家这种情况不少，可以说司空见惯。
母亲好好的时候，和余家梅闲谈时有时也会拿这种事当谈资；生死是大事，但别人的生死不是。
农村绝没有一些文学作品里描写的那么美好，农村人也不是善良的代名词。
当余家梅说要找教会的人抬母亲上六楼时，余家诚不再接话。
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开始加紧督促母亲训练，并感觉到母亲每天都在进步，手脚力量恢复得很快。
然后余家诚重新考虑了一下母亲出院后的事情。
考虑到自己以后也要以门窗店为平台跑业务，有不少事情会在店里处理，白天会有不少时间在店里，觉得最有利于母亲恢复的选择就是白天把她带到店里，自己和余家梅、方优三个人有事需要出去可以轮流出去，能保证有一个人在店里就行。
前期，傍晚店里关门时母亲可以先跟余家梅他们回家，余家梅家那栋楼有电梯；也有房间，三个房间目前余家梅夫妻住一间，方之良住一间，空闲一间。
后期，等母亲能走了，能爬楼了，再跟自己回六楼住。
考虑了几遍，余家诚觉得这个方案很周全，准备第二天余家梅来交班时细细地跟她说，相信她也会赞成的。
第二天早晨，余家诚给母亲洗了脸，自己也洗了脸，等余家梅来了后没慌着走，而是等给母亲喂完饭，去跟余家梅商量：“等我妈出院了先到你家住几个月......”
但余家诚只来得及说完这句话就被余家梅强势截停了。
她先是断然拒绝：“不可能！”。
然后给余家诚扣帽子：“你是儿子，你要承担起做儿子的责任！你做儿子的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吧啦吧啦说了一大堆，停不下来。
余家诚一下子就懵了：这怎么还跟儿子女儿的扯上关系了？不就是到你家住一段时间吗？你有必要反应这么大吗？
在余家诚的印象里，母亲向来是儿女平等对待的。
别的不说，作为余家诚和余家梅的原生家庭，父母原先在老家并没什么财产，只有三间老房子，后来拆迁时回迁了两间相邻的双层商铺，也是儿女各给一间。
这两间商铺就是前面第11章提到过的，因为回迁时面积不足，余家诚父母当时还从女儿女婿那借了两万块钱。这两万块钱在合伙开那个门窗店时，余家诚已经还给方优余家梅了。
后来因为都来了六安，一年多以后放在一起卖给了同村的一个人，卖了14万，余家诚和余家梅一人拿了6万，母亲只留了2万傍身。
其实分钱的时候应该余家诚先拿两万然后再分的，因为当初回迁时余家诚父母问方优借两万，相当于方优垫了两万。但合伙开店时余家诚把这两万还了，就反过来等于余家诚垫了两万了。
你余家梅分房卖钱的时候没有因为是女儿少分一分钱，现在却来跟我强调儿女之别，这也太双标了！
余家诚承认男女有别，这是生理上的差别，谁也不能否认。
但在赡养父母这件上，余家诚不认为儿女有别，因为自己的父母在养育儿女时并不曾区别对待。
这从余家梅的名字上也可见一斑：在老家，百分之九十九的女孩取名是不加辈分的，也就是说，本来余家梅大概率是叫余红梅的。
“我是儿子怎么了？我怎么没承担做儿子的责任了？”。
反应过来的余家诚忍不住质问余家梅。
“……你还是大学生来！……”余家梅不回答余家诚的话，甚至根本不管余家诚说了什么，只是在吧啦吧啦的过程中又扣了一顶帽子过来！
“我是大学生又怎么了？我从来没炫耀自己是大学生，也从来不拿自己是大学生说事，你拿来说事是什么意思？”
不是说，一个人书读的多，懂得更多的道理和常识，就应该对别人忍让；恰恰相反，应该更好地扞卫自己。
余家诚被余家梅彻底引爆了，他最讨厌的就是别人道德绑架他，给他扣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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