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沿河县谯家区白石乡人，旧时光里，家庭被贫穷紧紧缠绕。父母亲满心期许，想尽办法要送我读书，盼着我将来能有出息，挣脱这穷苦的命运枷锁。可现实太过残酷，我才读了三年私塾，家中就无力再负担，无奈之下，只好放下书本，帮着家庭做些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用稚嫩的肩膀，开始为生活添砖加瓦 。
1934年5月，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如一把利剑，由四川省彭水县的朗溪向南，气势如虹地进入沿河境内。6月1日，红军进驻沿河县城，中旬又一路挺进，到达铅厂、谯家铺、枫香溪一带。可地主恶霸乡长保长，惧怕红军带来的变革，四处造谣：“红军是红胡子，夺财抢物。”那时我虽已18岁，却因涉世未深，胆子小，听了这些谣言，心里满是骇怕 。
一天，我和同寨的6个青年小伙子在溪沟里洗澡，没一会儿，七八个陌生人走了过来，也加入洗澡的队伍。我们顿时慌了神，骇怕地准备躲开。可他们满脸笑容，轻言细语，那语气，就像对待亲人一般：“我们是红军，红军都是受苦受难的穷人，和穷人心连心，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呀。”说完，还亲切地问我们愿不愿意参加红军。这一番话，让我们心里暖烘烘的，原来红军不是传言中的“红胡子”，骇怕瞬间化作羡慕。6个人异口同声，都坚定地答应要参加红军。他们笑着指引：“真的想参加，就去谯家铺找红军部队报名。”
夜晚，我和杜胜贵、杜显魁、蒋奉荣、蒋奉华、邓扬吉凑在一起，把白天的事儿一说，大家都一拍即合：“要得！”第三天，我们6个怀揣着希望，奔赴谯家铺。找到王队长说明来意，王队长热情欢迎，让我们先加入游击队。队长信任我，让我当班长。从那以后，我们和游击队的同志同吃同住，一起走街串巷搞宣传。不过半个月，游击队就像春天的新芽，发展到40多名队员，队伍生机勃勃 。
7月的一天，4个红军战士带着我们，向着印山堡进发，目标是攻打谯玉廷保安队。我们没枪，没摸过枪，更没打过仗，刚听到谯玉廷保安队的枪声，游击队员就被冲散了。我们6个狼狈地跑回家，心里又气又愤，对谯玉廷保安队恨得咬牙切齿，发誓一定要报仇。大家商量来商量去，一致认为：只有找游击队，参加红军，才是出路！第二天，我们又回到谯家铺归队。王队长带着我们，继续发动青年人，游击队的队伍像滚雪球一样壮大。我们四处搜集火枪，找来铁匠打造刀、矛，很快队员就扩充到100多个。一面大红旗竖起来，在红军同志带领下，我们往返于谯家铺一带打游击，还为部队背粮食。土地湾成立苏维埃政府后，队伍进行整顿，清除6个阶级异己分子，由我们班押送到土地湾苏维埃政府处理。打游击的日子里，土地革命运动也同步开展，打土豪、分田地，让穷人看到生活的新希望 。
10月，红六军团参谋长李达带领十七师的四十九团、五十一团一部分，在水田坝与我们部队会师（我们当时是红三军七师二十六团 ）。我们从谯家铺出发，在龙头岩打了一仗，之后转移到四川省酉阳县的南腰界，在猫洞大田召开誓师庆祝大会，也就是挺进湘西誓师大会。会上，任弼时宣读中央军委给二、六军团胜利会师的贺电。夜晚，两军团领导召开扩大会议，商讨战略，统一编制、指挥，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决定撤离黔东苏区，向湘西进发。那时我们属于沿河独立团，团长贺炳炎，政委胡宏升。在南腰界改编充实正规部队时，我编入四师十团二营六连，正式成为一名红军战士。11月，部队行军途中，途经甘龙、秀山，在百岁、坝芒一带遭遇敌人伏击，不幸的是，宏升政委壮烈牺牲 。
部队继续向着花垣、保靖挺进，在永顺龙家寨又打了一仗，我们成功消灭尾追的周矮子、杨其昌两师的三个旅。我被编入一支步枪交班，班长宣布把枪发给我时，我第一次背上大枪，那种使命感，沉甸甸又滚烫烫。后来，我们打大庸、桃源、常德，转战陬溪、桑植、龙山、来凤、凤、沙市、里州一带，开辟湘鄂川黔根据地。根据地的人民倾力支援，我们也不负众望，打了许多胜仗。在常德休整时，我被选到电话班当班长，开启新的战斗岗位 。
1935年10月，从龙山出发，长征北上抗日的征程正式开启。我们从湖南西打进贵州玉屏，经江口、印江，在石阡休整一个星期，还捕获借名传教的洋人特务。当时我们喊出响亮口号：“打到贵阳城，活捉王家烈，过好旧历年，踏平云、贵、川！”从石阡出发，转渡乌江到大方，再从大方打到毕节进入云南。在云南，敌人的飞机、大炮轮番轰炸，我们却仅凭双脚，一路走一路打，一仗接着一仗，硬生生打进西康，穿越大森林，在甘孜休整后，又踏上爬雪山过草地的艰难路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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