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双方律师慷慨激昂地陈述完各自观点后，法庭的气氛愈发凝重，紧接着进入了传唤证人环节。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聚焦在证人席上，仿佛要将每一个细节都收入眼底。
原告方律师率先发问，他将目光锁定在证人刘奎身上，语气中带着几分审视：“你是从事吉他板箱制作的，据我们所知，以你们的出货量，工作时长明显超过了国家规定的工作时长。那么，诗音公司是如何给你们计算加班费的呢？”
刘奎是个朴实憨厚的老实人，他挠了挠头，一脸疑惑地回答道：“加班费？我们都是自己接订单，然后自己做，要什么加班费呀！我们村像我家这样做板箱的有七八家呢，大家心里都清楚，在这行，要是不狠抓质量，只知道拼产量，那订单肯定就跑到别家去了。所以我们都盼着能多做点，把质量提上去，刘总也说过，收购价不会变，我们就一门心思抓质量。”
原告方律师似乎并不甘心就此罢休，紧接着又将目光投向刘大柱，继续发难：“你们采用最原始的方式喷漆，这对身体会有伤害，你们有没有向诗音公司要求过健康赔偿呢？而且，诗音公司以低于市场一半的价位收购你们的产品，如此压制你们，你们居然都没有去告过他们？”
刘大柱一听这话，顿时就不乐意了，他皱着眉头，满脸的不满：“看你穿得人模人样的，咋说话这么难听呢！我在外地干喷漆都干了11年了，以前用的漆比这还差劲呢，也没见哪个老板给过我健康赔偿。可在诗音公司，老板对我们挺好的，公司收我们产品都是货钱两清，从来不拖欠。你说外面收购价比我们这高一倍，可人家根本不收我们的东西呀！我在外地打过工，像我们这种没啥文化的老农民做出来的东西，他们连看都不看一眼，就算看了，还得让我们送礼，最后钱还不好要回来。在诗音公司多好，我们心里踏实。”
随后，原告方又传唤了几个证人。然而，真正让在场众人动容的，是商丘区政府代表的发言。
区政府代表神情凝重，目光中透着深深的忧虑与无奈，缓缓开口说道：“商丘，这座拥有700多万人口的城市，一直以来，为了坚决守住国家的耕地红线，做出了巨大且无可替代的牺牲。商丘地处平原，农业在经济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我们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步伐相对缓慢。”
“正因如此，商丘的许多乡亲们，由于学历普遍不高，外出打工时选择极为有限。他们只能涌入电子厂，在狭小的车间里长时间重复单调的动作；或是走进服装厂，在缝纫机前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又或是投身化肥厂，忍受着刺鼻的气味和潜在的健康风险；还有大量的乡亲们，在建筑工地上顶着烈日，从事着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这些工作不仅劳动强度大，危险系数也极高。”
“每到年末，都是我们最为心酸的时候。每年政府都要不遗余力地组织为农民工讨薪。看着我们的父老乡亲，辛辛苦苦劳作了一年，在本该阖家团圆、享受劳动成果的时候，却连自己的血汗钱都拿不到，那种心情，实在是难以言表。他们干着最脏最累的活，却拿着微薄的收入，生活的重压让他们有时候真觉得活得不像个人样。”
“而如今，诗音公司的出现，对我们商丘的许多从业者来说，就如同黑暗中的一丝曙光。好不容易有企业愿意低下头来关注我们，愿意给我们提供一份机会，就像有人在我们艰难攀爬时，递来了一根绳子。我们别无所求，只希望能紧紧抓住这根绳子，千万别让它断了啊，因为这可能是改变许多家庭命运的希望啊。”
区政府代表的这番话，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法庭内激起了千层浪。在场众人不禁陷入深深的沉思，对诗音公司与当地从业者之间的关系，有了更为深刻和全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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