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的暑气刚顺着汴河漫上来，码头上的青石砖被晒得发烫，我蹲在自家粮栈屋檐下，看着脚边蚂蚁排着队往米袋缝里钻。
就像三十年前祖父陈青峰传下的算盘珠子，在汴河漕运的浪头里一点点扒拉出生路。
记得祖父总说，仁宗朝那会子，汴河上的漕船跟煮饺子似的。
初代掌事陈老爷子揣着半幅官印批文，站在通济门码头看粮船过闸。那时候漕运规矩严，每年十月就得关汴口，直到清明才开河，满打满算通航日子不过两百来天。
可老爷子就凭着瞅准了江淮粮价涨跌的眼力劲儿，硬是在官船扎堆的水道里挤出条路。
您瞧那船头插着 “青峰谷” 杏黄旗的漕船，十艘里有三艘装着咱们从扬州运来的籼米，过闸时闸官见了旗幡都得高看两眼。
最风光时，咱们在汴京开了七处米行，西水门外那三座大粮仓，囤满了带露水的新稻。
有年富弼大人府上缺粮，管家半夜敲开我家粮栈门板，那时候才知道，咱们卖给官仓的 “和籴” 粮里，有一部分竟绕着弯进了文官大佬们的私宅地窖。
祖父常拿算盘敲着账本笑：“汴河水流，半入青峰 —— 这话可不是白说的。”
可漕运这碗饭，吃着烫嘴。
那年黄河决堤，泥沙把汴河闸口淤了三尺厚，咱们一整队千石大船卡在河道里动弹不得。
我跟着父亲在堤上晒了三天，看着纤夫们赤着脚在泥里拉纤，船舷上 “青峰谷” 的旗幡被风沙撕得只剩半截。
后来才知道，晏殊大人暗中递了手札，咱们才借着修河工的名头调了官船来拖驳。
我是俞荼，青峰商会第四代掌事。
眼下正是熙宁初年，可这汴河上的风，早没了祖父辈那时候的顺溜。英宗朝过后，码头上的天就变了颜色。
外戚张氏的人戴着乌纱帽，跟江南漕帮的红缨帽凑在一块儿，专盯着咱们青峰的漕船下刀子。
记得那年暮春，咱们一整队装着新麦的漕船刚到泗州闸口，河道衙门突然贴出告示，说要 “疏浚河道”。
可他们封的偏偏是咱们用了三十年的专属码头。
那些日子我蹲在对岸看，张氏的漕船插着杏黄旗大摇大摆过闸，咱们的船只能停在浅滩上晒着，船板缝里的麦粒都快发芽了。
漕帮的人扛着扁担路过，还拍着咱们的船帮笑：“俞掌事，这水匪闹得凶，您这船要是遭了劫，可别怨咱们没提醒。”
后来才知道，他们嘴里的 “水匪”，多半是拿了张氏好处的地痞，专在咱们运粮的航线上晃悠。
神宗即位前那几年。
韩琦大人府上的永丰商会，跟变戏法似的往粮库里囤糙米。
那阵子汴京米价跟坐了过山车，咱们刚从江淮收了新稻，他们就把贱粮往市场上倒，还买通茶馆的说书先生，编些 “青峰粮里长了虫” 的瞎话。
有回我去西水门米行，见着老太太们攥着铜钱直摇头：“听说陈家的米煮出来都是黑的，可不敢买。”
不到半年，咱们七处米行关了三处，门板上的 “青峰谷” 旗幡都蒙上了灰。
前代掌事陈景渊老爷，一辈子爱往书画堆里钻，商会的钥匙全交了总管。
那总管倒好，白天在账房拨算盘，夜里就往敌对商会的宅子里钻。
掌事看在眼里，也毫不在意，总幻想着自己的能混进名仕圈，还说什么行大事不拘小节。
有年冬天汴京闹粮荒，咱们运去的漕粮里，竟掺了两成霉变的谷子。
御史台的奏折像雪片似的飞，最后罚没的家产装了二十辆大车。
陈景渊灰溜溜离开了汴京，连祖父留下的那方端砚都没保住。
熙宁初年的汴京像是口烧沸的油锅，旧党泼的冷水跟新党撒的盐粒搅在一块儿，可我那堂弟陈知易却偏要往锅里跳 。
当王安石的《均输法》墨迹未干时，他揣着商会的地契红本，愣是在中书门下的石阶上跪了半夜。
记得那天清晨，我在粮栈撞见他时，他棉袍下摆还沾着露水。
"堂姊你看，" 他展开新法抄本，指尖点着 "徙贵就贱，用近易远" 八个字，眼里亮得跟点了灯似的。
"旧党卡着江淮到汴京的粮道，可新法让咱们能去物价低的地方收粮，绕过陕西转运司那帮老顽固！"
那时节满街的商户都在骂新法是瞎折腾，唯有他带着算盘钻进市易务的门，把商会三代攒下的田契铺子全押作了试点保证金。
最险的是那年冬天，他当着一众官员的面拍桌子："新法行，商路通；商路通，国本固！"
这话传到旧党耳朵里，气得韩琦府上的幕僚把茶盏都摔了。
可谁也没料到，王安石的门生、发运使薛向真就递了橄榄枝。
咱们先是拿了西北边军粮草的批文，绕过旧党控制的转运司，把粮车直接开进了秦州军营。
接着市易务的百万贯贷款下来时，账房先生数银子的手都在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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