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西夏户籍制度：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制度融合与冲突
引言：多政权并立下的户籍多元格局
公元10至13世纪，中国北方相继崛起辽、金、西夏三个少数民族政权，与两宋形成南北对峙的政治格局。不同于中原王朝单一农耕文明下的户籍体系，这三个政权均面临统治区内游牧与农耕经济并存、多民族杂居的复杂局面。为解决"以少治多以游牧制农耕"的治理难题，它们在吸收中原户籍制度的基础上，结合自身民族传统，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户籍管理模式：辽朝"南北面官"分治农牧户籍，金朝"猛安谋克"军事编制统合族群，西夏则将党项部落制与唐宋户籍体系创造性融合。三种制度既体现了少数民族政权对户籍功能的独特理解，也反映了农牧文明交融过程中户籍制度的适应性调整，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户籍史上罕见的多元并立格局。
一、辽朝"南北面官"体制下的二元户籍管理
（一）制度背景：疆域扩张与族群分化
辽朝（916-1125）由契丹族建立，随着耶律阿保机征服渤海国、南下中原，其疆域逐渐形成"长城以南农耕、长城以北游牧"的经济地理格局。统治区内除契丹族外，还包括汉族、渤海族、奚族等多民族群体，《辽史·地理志》载其"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不同族群的生产生活方式差异显着。辽太宗耶律德光为解决"胡汉杂处"的治理难题，确立"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原则，创设"南北面官"体制，其户籍管理亦随之形成二元分治格局。
（二）北面官系统的游牧户籍管理
1. 斡鲁朵与宫卫骑军户籍
契丹族传统以游牧为生，"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使固定地域户籍难以推行。辽朝皇室设立"斡鲁朵"（宫帐）制度，将皇帝直属的游牧民按"宫卫骑军"编制登记户籍，《辽史·营卫志》载："天子践位置宫卫，分州县，析部族，设官府，籍户口，备兵马。"每个斡鲁朵拥有独立的户籍簿，记录所属牧民的人口、牲畜数量，平时承担皇家畜牧劳役，战时则成为扈从军队，形成"兵民合一"的游牧户籍体系。
2. 部族制与石烈户籍单位
辽朝对草原游牧民族实行"部族制"，将契丹及其他游牧部族分为"北院"与"南院"，下设"石烈"（相当于氏族）为基层户籍单位。《辽史·百官志》记载："部落曰部，氏族曰族，契丹故俗，分地而居，合族而处。"每个石烈设"石烈夷离堇"负责户籍登记，登记内容包括部民姓名、年龄、牲畜数量及牧场区域，户籍每三年更新一次，由北枢密院统一管理。这种户籍制度既保留了契丹"聚族而牧"的传统，又通过部族编制强化了国家对游牧人口的控制。
（三）南面官系统的农耕户籍管理
1. 州县制与汉民版籍
辽朝在燕云十六州等农耕地区沿用唐朝州县制度，设立南面官系统管理汉民户籍。据《辽史·食货志》载，其户籍登记"沿唐之制，分户账、丁籍"，仿照唐朝"手实-记账-户籍"的流程，由州县户曹负责编造"版籍"，登记人户姓名、田宅、资产及丁口数量。值得注意的是，辽朝将汉民户籍分为"正户"与"客户"，"正户"指拥有土地的自耕农，"客户"为佃农，与宋朝户籍分类类似，但增加了"宫分户头下户"等特殊户籍。
2. 头下军州与投下户制度
辽朝贵族通过战争掳掠汉民，在草原设立"头下军州"（私属领地），其户籍管理自成体系。《辽史·地理志》载："头下军州，皆诸王、外戚、大臣及诸部从征俘掠，或置生口，各团集建州县以居之。"头下户（被俘汉民）户籍不属州县，而隶属于头下主，需同时向头下主与辽朝廷缴纳赋税，形成"一丁二役"的特殊负担。这种户籍制度既体现了契丹奴隶制残余，也反映了游牧政权对农耕人口的特殊控制方式。
（四）二元户籍的冲突与调适
辽朝南北户籍体系的并行引发诸多矛盾：游牧民因迁徙频繁导致户籍登记失真，《辽史·萧韩家奴传》记载"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纵马于野，弛兵于民，有事而战，广骑介夫，卯命辰集"，难以按固定户籍征调；汉民则因头下户制度承受双重剥削，常逃亡至宋朝境内。为此，辽圣宗时期推行改革，对游牧部族实行"定牧"政策，限制迁徙范围以稳定户籍；对汉民头下户则规定"唯酒税赋纳上京，余属头下"，缓解赋税矛盾。这种调适使辽朝户籍制度在二元体系下维持了近两百年的统治。
二、金朝"猛安谋克"体制下的军事户籍整合
（一）制度渊源：从部落联盟到军事编制
金朝（1115-1234）由女真族建立，其户籍制度核心"猛安谋克"源自女真原始社会的军事民主制。"猛安"意为"千夫长"，"谋克"意为"百夫长"，最初是女真族在围猎和战争中形成的临时组织，《金史·兵志》载："其部长曰孛堇，行兵则称猛安、谋克，从其多寡以为号，猛安者千夫长也，谋克者百夫长也。"完颜阿骨打建国后，将这一军事组织制度化，规定"以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使其成为兼具军事、行政、生产功能的户籍管理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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